明代生祠信仰的起源是什么？不同时期被赋予的意义有何不同？

生祠信仰产生于祖先崇拜与儒家思想的发展之中，讨论生祠的起源与演变，就需追溯至西周时期的祖先崇拜，正是其衍生的奉祀地方先贤推进了生祠信仰的形成。而生祠信仰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不同特征以及被赋予的多重意义，使其逐渐成为地方上人物祠祀的一种。

生祠的起源

生祠信仰产生于西周的祖先崇拜，此时生祠信仰的雏形开始出现。此后，生祠信仰在地方上逐渐规范，并形成了祠主选择的标准、相关的呈请程序以及祭祀场域等。

生祠信仰产生的基础——祖先崇拜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不能正确解释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中的各种奇异现象，但人们的存亡又与自然界的变幻多端密切相关。人们为了更好的生存，随即有了求吉避凶的要求，产生了与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理念，形成了“万物皆有灵”的原始崇拜。此时，人们的崇拜对象倾向于天神、地祇这样的自然神，这些自然神成为人们祈求、报恩或力图控制的对象。

殷商时期是一个神性至尊的时代，通过赋予自然力“人格”，产生了最初的神，宗教意识极为浓厚，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神学体系。在殷商的神学体系中，神至高无上，一切都听命于神的安排，人还没有从神的绝对权威下剥离出来，是神的附庸，受神支配，殷人几乎完全处于一种被动从属的地位。殷人为了沟通人与神、天之间的关系，大兴占卜之俗，无日不祀，无事不祀，祭祀鬼神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并指导着国家所有的日常活动，统治者甚至“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此时，殷人力求通过卜筮、祭祀等媒介去影响神，并建构以殷人为中心的神人关系。及至西周，国家的祭祀对象由“鬼神”转向“人事”，形成了“敬天保民”的统治思想。不仅“事鬼敬神而远之”且“尊礼尚施”，将祭祀视为一种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手段。并规定了严格的祭祀等级制度，《礼记·曲礼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五祀，岁遍。”

祭祀重点由灵魂不死的鬼魂俗信转向祖先崇拜。随着社会发展，在祖先崇拜兴盛的大背景下，衍生出了更多祭祀人物的对象。《礼记正义》中指出：“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可以看出，此时祭祀的对象除了祖先之外，受祭者的范围扩大，不再拘泥于血统，也可以是具有法治、牺牲、敬业等品质的人物。从对这些人物的要求来看，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也达到了教化臣民的目的。

周代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求统治者处理好现实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直面协调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通过统治者自身道德行为的规范去维系整个社会的尊卑上下秩序。

这一时期，祭祀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而实用性更加突出。因此，可以说殷商到西周中国古代的宗教意识形态发生了由“神鬼—人鬼”“迷信—实用”“自发崇拜—人为崇拜”的转变、由关注鬼神世界转向关注现实社会、体察民情，从神权转向德治与礼治的巨大变化，将神事纳入人事，将宗教转为伦理。正是这种巨大变化，扩大了祭祀主体的范围，使祖先、先贤人物的祭祀走入商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再者，早期国家在处理社会、生活事物时，因血缘关系存在着广泛的适用性和灵活性，在社会运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此时，地缘关系的作用被掩盖于血缘关系之下。地缘关系的作用只有在血缘关系实现对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凸显。早期国家正是起源于这种血缘纽带尚未完全解体，家族组织仍大量留存的情境之下。此时血缘与地缘相结合。

所以，早期国家政权在保留家族制度的同时，又按照特定的地域进行统治，久而久之，便在家族之外形成一定的地方意识和地方利益。于是，家族内的祖先崇拜又衍生出了具有地域意识的先贤奉祀。据《周礼•春官》记载：“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可见，先贤奉祀早在先秦时期已成为惯例。

儒家思想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春秋大一统理念、仁义思想及君臣伦理观念的“新儒学体系”，使儒家学说成为当时思想上、心理上的唯一理论体系，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受儒家文化的规范，整个社会出现“儒化”倾向。不仅如此，汉武帝还提出要“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于是“为博士设弟子员，学员益广”，使得知识分子的仕途与对儒学的诠注、论证息息相关。

统治阶级通过建立孔庙、表彰模范的方式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地方官府也被要求在孔庙定期举行祭孔仪式。在地方上树立符合“儒家理念”的道德标杆，如为遵守三纲五常的“烈女”树立贞节牌坊、为国家的忠义之士建祠立碑等，以此宣传儒家思想教化民众。在“新儒学体系”的笼罩下，社会上形成了强烈的道德约束，并逐渐成为被全体社会默认的道德规范，并构建了一个有序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