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被建生祠官员的场所的初步形成在什么时期？主要以什么为主？

祭祀场域指祭祀被建生祠官员的场所，以及生祠信仰产生过程中物化的相关载体，如生祠记、生祠碑、祠祀方式等。

生祠虽至早起源于汉，但翻阅先秦两汉的史籍，发现“生祠”这一字眼较少。先秦时期，召公生祠，祠于“甘棠树下”；庚桑楚生祠，“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此时生祠属于巫祝一事。

西汉现存典籍中，明确表明有生祠的官员共 7位，其中栾公生祠，祠于“栾公社”；于公生祠，祠于“于公祠”。其余五位官员，四人被立祠，一人被立庙。也正是在西汉初，生祠“祭活人”的真正意义才逐渐形成。此时生祠的宗教性较为强烈，民众借用生祠以达到对自身、对官员的祈福禳祸。生祠场域相关准则并未形成，处于雏形阶段，祠祀场域多元化，有“祠”“社”“庙”“树”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生祠祠祀的场域逐渐形成，主要以祠堂为主。《晋书》称荀勖：“为安阳令，转骠骑从事中郎。勖有遗爱，安阳生为立祠。”又《梁书》载伏暅事称：“出为永阳内史，在郡清洁，治务安静，高祖善之，征为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阳时。民赋税不登者，辄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苎，家人乃至无以为绳，其厉志如此。属县始新、遂安、海宁，并同时生为立祠。此时，生祠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附载物“碑”。《北史•李绘传》叙高阳内史李绘政绩称：“瀛州三郡人俱诣州，请为绘立碑于郡街。”

但，生祠的场域仍是祠堂，只不过是出现了“祠碑共立”的新现象。《梁书•夏侯亶传》叙夏侯亶身后事时称：“州民夏侯简等五百人表请为亶立碑置祠，诏许之。”从州民申请“祠碑共立”中我们看到，此时民众所赋予生祠的信念感更加强烈。“碑，竖石也”，“碑”成为承载官员“惠政”的文字载体，官员美誉可以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碑被吸收进生祠的场域之内，也正因为有了碑的参与，丰富了生祠在地方上的文化内涵，构建了当地的历史记忆，也成为国家在地方上树立的道德标杆的象征。

及至唐代，“德政碑”的出现成为唐代生祠内涵意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德政碑的祠祀性质与生祠并无差异，百姓所立“德政碑”与“生祠”本质相同。生祠祠堂是民众对地方官员“感念之情”的物化，而德政碑是另一种物化形式。有唐一代，“德政碑”成为“生祠”意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官员被建“德政碑”的数量远远胜过生祠，有的官员有“德政碑”但无生祠，但有生祠的官员必有“德政碑”，此时，“生祠”被吸收进“德政碑”的形式之中。

由于唐代“巨碑”的影响，宋代为了限制碑的泛滥，设置了“立碑禁令”。地方文人为规避“立碑禁令”，生祠场域又转向了“祠堂”“家”中。《宋史》载周执羔在任宜黄县丞间邑人为其修建生祠的事迹：“周执羔，建炎初，乘舆南渡。调抚州宜黄县丞。执首谋者斩以徇。邑人德之至，绘像立祠。”王复“除两浙转运副使，方腊平，迁都转运使，擢龙图阁直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