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信仰产生的基础：西汉的“儒家”意识形态形塑了民众的价值观

社会学家波普诺曾提到：“文化分析是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考虑，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确定其主流价值观和标准，同时又为物质文化所决定的”。

“新儒学体系”自西汉中期被汉武帝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后，在官方和以儒者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大力倡导下，儒家思想以不可阻挡之势由上层阶级通过教育、选官、表彰等手段向中下层民众渗透。而中下层民众在主流文化的强势围攻下，潜移默化地被动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审美观，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使其成为主导自身行动并自觉遵从的行为规范。

因此，自西汉中期开始，人们主动崇奉、敬仰儒家所标榜的“忠孝仁义”楷模，这也逐渐成为汉代人物祠祀的重要特色。在儒家理念的熏陶下，也影响了后代官方、地方选择祠祀人物的标准。

因此，可以说西汉时期确定的“儒家”意识形态形塑了民众的价值观，使得社会之间盛行“重情重义”“忠孝”“重让敬贤”“知恩图报”的社会风气。同时，这种主流价值观使得汉人对民间自发的祭祀主体有了自己的选择标准，而这种选择标准正是符合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忠孝仁义”理念。

良吏的为官处世之道与儒家所提倡的思想伦理相符，不仅受到皇帝的赞许，还受到吏民的爱戴。在整个社会都认可的大背景之下，“良吏”死后被立祠祭祀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我们也看到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吏民，都将符合“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官吏神化。而生祠正是在古代中国自发宗教向人为宗教的发展之中产生的，是祖先崇拜演进和发展的产物，也是祖先祭祀活动中宗教色彩淡化，实用性功能增强的结果。

国家对民众意识形态引导之下所塑造的主流价值观，强化了民众的“道德情感”，也是对圣人所推崇的“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礼制规范的践行。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生祠的产生具备了一定的信仰基础。民众在这种信仰基础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为了表达对“有德于己”官员的感念之情，便使这种情感物化成现实的祠堂。

关于生祠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甘棠之诗：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歌讲到召公为西伯时，巡行南国，恤民勤政，曾决讼于甘棠树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深受吏民爱戴。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故作“甘棠之诗”颂美。元人陈旅亦说，读《甘棠》之诗，“知后世生祠之所以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