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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

3月3日是什么动物节日(3月3日是什么节日)

民俗文化佚名2022-12-08

3月3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今年的主题是

“维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没有需求就没有交易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拒绝滥食就远离病毒

检察官用公益视频告诉你

保护野生动物

守护生态环境

就是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所有中国人过了一个五味杂陈的新年。此次疫情是继2003年的SARS后新一轮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根据国家疾控部门和专业研究者的初步信息表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与毫无底线的野味贸易不无关系。

痛食恶果的人们,一面仓皇应对,一面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注到自身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上。

纵观近些年来暴发于世界各地的夺命瘟疫,传染源皆是携带病毒的动物。野生动物之所以会对人类产生负面影响,源于人类打破了二者之间的平衡。

曾参与过追踪SARS源头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在公开演讲时就说过,“如果我们没有滥用果子狸,食用果子狸,那么病毒从蝙蝠到果子狸再到人的传播链就不会发生,当年的 SARS 就不会暴发”。而要从源头去预防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其实办法很简单,石正丽说,“那就是离野生动物远一点”,远到“杜绝对它们的消费”。

新冠肺炎疫情披露后,1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林草局应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在疫情期间实施最严野生动物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场所野生动物转运贩卖,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严查野生动物销售链条。

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结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开展源头防控。严惩非法捕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行为,注意发现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监管漏洞,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

1月31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社会法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法律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工作组、首都爱护动物协会6家单位联合建议修法禁食野生动物,建立全面、长效的动物防疫法律机制,有100多家单位联合署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进展,人们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让一直为生态保护奔走的教授吕植感受到了人们对于保护野生动物态度的转变。55岁的吕植是走在中国自然保护前沿的思考者,她有着多重身份,早年以研究熊猫出名,现在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等。

自1985年至今,吕植一直在从事自然保护的研究、实践、能力建设和政策推动。吕植所领导的野外保护和研究项目遍及中国西部的四川、青海、西藏、云南、陕西和甘肃。4年前,因在中国西南山地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工作,吕植荣膺“生物多样性热点英雄”称号。

疫情期间,吕植先是以公号形式发表《把野生动物贸易上升为公共安全来管理》一文。1月23日,由吕植发起,19名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院所的院士、学者联名签字倡议,提请全国人大紧急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公共健康安全的内容纳入到野生动物利用的条款中。

此外,她还结合一线观察和经验,拟出一份可以立即行动的《从源头管理野生动物利用的具体建议》,供管理和执法部门参考。1月29日,一份由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及其他多家组织、机构发起的《公众对野生动物消费、贸易、立法意愿的调查问卷》在网络上得到广泛传播,旨在收集公众的承诺和意愿。

吕植告诉记者,“此次疫情的发生既是灾难也是改变的契机,我国对中国乃至全球的野生动物消费一直受到诟病。2020年时值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举行,如果能以雷厉风行的果断态度和痛定思痛的决心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和相关管理工作,必将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成为领路者”。

猎食是物种面临的最直接威胁

吕植告诉记者,比起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丧失或是外来物种的入侵等因素,猎食行为已成为目前物种面临的最直接威胁。“很多动物是被吃成了濒危。”吕植说。

她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她开始跟着导师潘文石(中国生物学界泰斗)去到山里做熊猫研究,“那时的河里随处可见娃娃鱼的踪影,有时抓起一条拎着玩会儿再扔回去,乐趣无穷”。但后来不知为何,眼看着河里的鱼慢慢变少了,“不只是娃娃鱼,其他的鱼也少见到了”。后来她知道,人们为了抓鱼,用鱼藤精或灭扫利这样的药物把整条河都下了毒,毒翻的娃娃鱼被人捞上来煮吃,还发生过人也中毒的事情。

禾花雀的命运更是悲催。这种胸前有着亮黄色羽毛的小鸟,曾经的种群数量非常之大,分布在整个欧亚大陆。春秋迁徙季,它们会集结成几千只的大群在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往返。因为不喜欢高海拔山地环境,禾花雀的迁徙过程要通过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平原地带,取道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到达越冬地。

而这为捕鸟人提供了猎捕时机。根据禾花雀在IUCN红色名录中濒危等级的变化,从2000年到2017年,禾花雀的濒危等级实现令人叹惜的“五级跳”,从2000年的“无危”到2017年的“极危”,禾花雀硬生生被人吃成了比熊猫还珍稀的保护动物,距离从地球上消失仅一步之遥。

吕植说,传说有壮阳功效是禾花雀遭此厄运的原因。而众多被猎杀和消费的野生动物,也正是因为“营养进补”之说沦为人类的盘中食物,实则毫无科学依据。再加上消费心理中“从众心理”作怪,“吃野味”变为一种炫耀文化,这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中“大众畜牧餐厅”的菜单上野味的价格便可看出。

有些物种甚至被吃到需要靠人工养殖,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依据目前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实施“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但吕植向记者反映,目前国家名义上合法的饲养繁育中心有19000多家,却少有能对保护野外种群做出贡献的。动物保护者们看到的现实是,饲养繁殖场里的动物越来越多,而野外的动物则越来越少。

曾有媒体爆出江西萍乡黑鸢养殖场黑幕,作为猛禽的黑鸢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要子三代以后才可进行交易,且养殖繁育条件苛刻。网传的黑鸢“繁育中心”却是把几十上百只黑鸢关在一个只有水泥地面的棚子里,而这种状态是不会有黑鸢愿意自主繁育的,那里面几十上百只黑鸢从何而来,答案可想而知。

记者调查了解到,野生动物的养殖成本远高于野外收购,真正养殖野生动物的少之又少,许多养殖场办人工繁育许可证,就是为了可以合法收购野外盗猎野生动物,也就是“盗猎洗白”,很多人利用合法的身份进行野生动物买卖。而一旦进入了市场,则很难鉴别来源,这也是一直以来监督执法的难点。由此可见,允许持证经营,显然制止不了非法交易。

据公安部网站披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狩猎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三类犯罪为主,其中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件所占比例最高。大量的野味就是这样通过公开的野生动物市场及地下交易黑色链条,进入到人们的餐桌。在吕植看来,对于野生动物市场监管的持续性、执法的强度乃至立法规定的完整性,都是值得反思和修正的问题。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7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但是,此条的保护范围限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时,该法并没有禁止人工繁育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和其他动物的交易。也就是说,目前的法律是允许部分野生动物进行交易的。但是,数次疫情的暴发都与野生动物交易脱不开干系。

“病原体是不挑剔宿主动物是否受保护的,而恰恰是不在重点保护名录上的动物,蝙蝠、果子狸、旱獭、刺猬……成为动物与人类共患疾病的贮存宿主或中间宿主。”吕植说。

浙江理工大学法治学院教授钱叶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因为‘野生’的特点,很多野生动物并没有相应的屠宰检疫规程。在尚未制定野生动物屠宰检疫规程的情况下允许食用野生动物,就有可能发生人畜传染病”。

对此,钱叶芳表示:“无论是从生态平衡角度,还是从防疫和公共健康的角度,禁止野生动物交易都是合理的。”“况且对生态而言,这些野生动物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熊猫和蝙蝠哪个更重要本来就难以评估。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呼吁保护野生动物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保护所有的野生动物。”吕植说。

王瑞贺指出,野生动物的交易和食用可能造成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重视。从各方面情况看,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状况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相关配套规定没有及时出台、完善,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具体办法、目录、标准、技术规程等尚未及时出台和完善。

二是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不够,对一些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没有坚决取缔、关闭,甚至在很多地方,野味市场泛滥,相关产业规模很大,构成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隐患。

三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并且采用国际通行的名录保护办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加大打击和惩治乱捕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