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建制的演变：不同时期建立生祠的呈请程序是怎样的？

生祠是地方上特有的文化现象，既有文化的共通性，又有历史的差异性。首先，对“祠”的不同运用，形成了生祠不同的表现形式。

再者，生祠场域的选择、形制，以及祭祀位置、配享等，也与各朝祠祀政策也密切相关。因此，从生祠的场域、形制、各朝祠祀政策等来看，生祠建置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时代性与历史的差异性。

生祠虽是地方上衍生出的民间人物祠祀，但也受官方管理，有着一套自己的呈请程序。先秦两汉时期，建立生祠的行为主体多是吏民、百姓、郡中人，并未见向官府上报、获得官府获许或国家参与的痕迹，是一种纯粹的地方、民间行为。及至魏晋，史料载，先是“州民申请”，继而官府“诏许之”，这成为地方向官方呈请建立生祠的重要例证。

至唐代，官方参与痕迹更加明显。首先，中央官府对地方上立碑建祠活动管控严格，并规定了相应处罚措施。《唐律疏议》规定“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注：虽有政迹，而自遣者，亦同）”。复次，对“立碑建祠”的申请有一道完整的“州申省”的申请程序。《唐六典》称：“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

《封氏闻见记》载：“在官有异政，考秩已终，吏人立碑颂德者，皆须审详事实，州司以状闻奏，恩敕听许，然后得建之。”由此看到，唐代对地方立碑建祠活动的规定更加具体：官员离任—异政—百姓—县—州(府)—考功司审查—皇帝。唐王朝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立碑建祠”的整个过程纳入到国家的管控范围之中，将建立祠碑的权力牢牢把控在中央官府，并通过层层审核、过滤之后“乃诏曰可”，这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增加了中央官府的权力。

自宋始，见诸史籍的“生祠”逐渐多了起来。宋代中央官府规定“诸州神祠加封多有不应条令，今欲参酌旧制，诸神祠所祷累有灵应、功德及人、事迹显着，宜加官爵封号庙额者，州具事状申转运司，本司验实即具保奏。道释有灵应加号者准此”，封赐生祠。同时“国家以官得其人，治有异等，生民受赐，许列状以借留，政绩可嘉，听具事面称纪”。官方角色从“参与方”到“施行方”，这种角色转换使生祠在官方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也将生祠排除于“淫祀”之外。

宋建立生祠的呈请程序：官员离任—治有异等—百姓—县—州(府)—转运司申报—皇帝。可见，唐代生祠呈请程序之中的考功司审核被宋代转运司申报所代替，“州具事状。保明申转运司，本司委邻州官躬亲询究，再委别州不干碍官覆实，讫具事实保奏。”及至金元，生祠数量大为可观。主要由于金元中央官府放弃了唐宋时期严格的生祠申请程序，且对“建祠立碑”活动采取“诸职官居见任，虽有善政，不许立碑，已立而犯赃污者毁之，无治状以虚誉立碑者毁之”，主要是对已经建成但不当的祠碑进行事后约束、惩处。又“职官在任，虽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听”，并“立石刻颂，在法无禁”。

所以，金元时期对地方建祠立碑活动的约束主要继承了唐宋时期“见任官不得建祠立碑”的传统，而对地方向上申请、奏准等具体的呈请程序并无规定，较为宽松。通过对生祠呈请程序的梳理，我们看到生祠的呈请程序主要有三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