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的认识对明代士人对于盐利与道德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西汉昭帝时期，贤良文学就盐铁官营的问题与实用主义理财家桑弘羊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发难之处便是认为盐政带来的利益使百姓竞相追逐财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

宋代士人对盐利的看法也同样表现出了重义轻利的倾向。认为对盐利的追逐是人心不知足的结果。朱熹同样反对官府对盐这种百姓日用之物进行管控垄断以牟利，“州县卖盐不能无弊，闽中今亦尚有病此之处”。

在《朱子语类》中，他的说法则更为直接：“今茶盐之禁，乃是人生日常之用，却反禁之，这个都是不能洁矩”，“切如今官司皆不是洁矩。自家要卖酒，便教人不得卖酒；自家要卖盐，便教人不得卖盐。”朱熹认为“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在朱熹看来，盐利这样的暴利也是属于“万物各得其分”以外的利，为政者如果追求这种利益，便是与民争利的不义之举，这样的观点无疑是《盐铁论》以来重道德而轻盐利的观念的延续。

在汉代那场有关盐利与道德的辩论之后，儒家士人，包括这场辩论的记录者桓宽本人，绝大多数大多都是站在儒家重道德而轻利益的思想的立场上，贬抑桑弘羊的经济之说。

然而到了明代，中肯评价桑、孔的历史作用，反对泥于仁义之说不知变通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在盐政论说之中，如董应举《答叶阁老书》说“世人尝薄桑孔，不知此人在今正不易得”，沈懋孝《再复黄内翰白夫书》“夫盐犹之泉也，而设厉禁于民，生食用此物，此不为敬仲笑乎？又何拙也。文学之论，大夫之言，各有所偏，所以相佐。”

他指出盐利在裕国富民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认为应当充分地利用盐利以裕国富民。因而他主张调和文学与大夫之言，也就是儒家以德为本的道德观念和追求富国之利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分歧，使之相佐相成；叶观《两淮盐法志序》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后世事日烦而用日广，财非所当论乎？若桓宽罢盐铁之议，固敦本抑末之良言也，自今观之，其于时务之机则微有昧焉，是故盐利之在后世，虽圣人复起不能罢矣，何也？以其通于用者远而资于国者深也，要在理之有道耳。”

他一方面肯定《盐铁论》为代表的以仁义为本以财利为末的固本之言，另一方面也指出应当根据现实时务的需要，利用盐利理财同时还要“理之有道”，也就是要合乎道义且有效率地理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