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撰写《三国志》遇到过什么问题?

《三国演义》也只是一部小说，即便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追捧，也无法掩盖住史书《三国志》的光辉，更何况演义本身就是在史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一生，可以说也是很坎坷，因为籍贯是蜀汉，所以蜀汉灭亡之后很不受待见，做官以后又多次遭遇贬黜。然而，他依然用客观公正的视角去完成了这一部史书，这期间，他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陈寿(233—297)，字承祚，三国时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少年时就好学，且“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年轻时就研读了古代历史名著《尚书》《春秋》《史记》等书，并早就对蜀汉地区乡邦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从而撰写地方史著。陈寿一生著作不少，但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是记述自公元l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约一百年历史的史学著作《三国志》。三国时期是个历史头绪众多、各色内容繁杂的时代。陈寿沿用司马迁开创的纪传史体例，把这个时代归纳为一书，比较客观地勾勒出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面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三国历史特别是刘备创建的刘氏政权的历史进行撰述时，陈寿所遇到的困难和压力甚大;但是，他以一个“良史”必须忠实于历史的道德品质，确实颇费了一番“匠心”，终于巧妙地设计出一套可以称为“瞒天过海”的撰写方案，从而完成了《三国志》。

一、陈寿撰写三国历史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陈寿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三国鼎立的客观事实当以谁为正统;二是对刘备建立的“汉”政权如何撰写和表述。第一个困难的解决是“不敢”有争论。陈寿身处晋代，当然只能维护“魏—晋”这条政权传承线。但陈寿在表面以“魏”为正统的前提下仍然尽可能地去客观如实地记载历史的原貌。第二个困难的解决办法则更是相当地艰难了。

刘备建立的“汉”政权虽然存在了40余年，但是因为一直没有设置史官，自然也没有人编写过这个政权的史书。陈寿本为蜀人，从小就受学于同郡的著名古史学家谯周，而谯周早就预料陈寿日后必以才学成名。陈寿年轻时，曾经出仕为刘氏政权的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群臣曲意阿附。陈寿洁身自好，不与同流合污，因而多次被免职。不过在此期间，虽然刘氏政权作为官方来说没有史官也没有积累史料，但陈寿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却很注意采集和掌握有关其历史的材料。这为他以后撰写这个政权的史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公元263年，刘氏政权被曹魏政权所灭亡;两年后，曹魏政权即被司马炎篡夺并改“魏”为“晋”。刘氏政权消亡后不久，陈寿因父亲去世而在家守丧。守丧期间，他因病调治药丸，竟被责为逾礼，以致入晋后多年遭闲置。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揄扬，他才被举为孝廉，历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平阳侯相等职。

陈寿早年在谯周的影响下读过不少历史书，研究过写史书的方法，并有一定的写作实践。他曾据《巴蜀耆旧传》写成《益部耆旧传》十篇;又受《古史考》的影响写成《古国志》五十篇。当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掉孙吴政权后，三国鼎立的时代正式结束，全国复归统一。陈寿这时48岁，开始着手整理三国史事，编著大型史书《三国志》。

撰写曹魏政权和孙吴政权的历史，对陈寿而言并不十分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国积累有自己的史料，而且当时已经有人写出了各种有关魏、吴的历史著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陈寿可以参阅并在仔细鉴别的基础上再补充史料即可。难的是刘氏政权的历史不好写。虽然陈寿早已为此作了准备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但如何对自称为“汉”国的刘氏政权历史的表述犯难。因为，“晋”是“继承”(实际是篡夺)“魏”而来的，而“魏”又是“继承”(实际上也是篡夺)“汉”(这里指的是“东汉”)而来的。封建时代特别讲究所谓皇权的正统性，所以“魏”“晋”对政权明明不是“继承”而是“篡夺”却偏要美其名为“禅让”。也正因为这，对刘氏政权的国号“汉”，曹魏政权是从来不承认的。现在陈寿如果忠于客观历史而如实撰写，继魏而来的晋朝统治者自是不能接受。陈寿为此大费踌躇。他既要忠于历史，又要让晋朝统治者予以认可，这就得靠他的“匠心独运”了。

二、在表面以“魏”为正统的前提下实写三国鼎立的事实

陈寿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采用的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所开创的纪传体。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具体讲，就是用“本纪”叙述帝王，兼以排比大事情;用“传”(包括“世家”)记述王侯封国和人物;此外还有“表”和“书(志)”。司马迁身处西汉武帝时代，自然要以“汉”为正统，对“汉”之前的历史，司马迁是以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等来排比大事情的，而将在那时与之并立的国家都放入“世家”或“传”。陈寿继承了这一撰写方式，但又有创新。

表面上，陈寿是以曹魏政权的历史为正统的。在《三国志》的三“书”中，他只在《魏书》中安排了曹魏政权的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奂)这四个“本纪” [2] 来提挈这一时期历史的大事，全书其他的都是“传”;但是在实际上，他将三国历史是分别撰写的，三个国家的历史独自成书。

书名并列分署为《魏书》《蜀书》《吴书》，全书又统称为《三国志》，这就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三足鼎立的形势。能这样编写，说明陈寿是有创见的，并且也是有胆量的。尽管汉魏移鼎，乃至魏晋相替，台面上皆系非暴力的政权更迭，但终究是以臣凌君，得国不纯，这也就成为统治者的道德法理软肋。陈寿是晋朝的官，而晋又是承袭曹魏而统一全国的。当时的朝中多为故魏遗臣，曹魏是否为正统，直接影响到晋朝是否正统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迎合晋朝统治阶级的需要就必须贬低刘汉、孙吴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地位，而去违背三足鼎立的历史真实;反之，如果要反映历史真实，把三国地位并列起来，就会触犯晋代魏而居于正统地位这一政治现实。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陈寿在形式上做了变通。他将《魏书》居前，对曹魏的几个帝王加“帝”字;而对刘汉、孙吴两个政权的皇帝不立“纪”只立“传”，称“先主备”“后主禅”“吴**”等，皆不加“帝”字，但记事方法却仍与曹魏几个帝王的“本纪”基本相同，均按年叙事。这实际还是把刘汉、孙吴放在与曹魏同等的地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