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同唱一首歌，填词和作曲平分秋色，两者是怎样分工合作的？

王者荣耀曹操天狼征服者有这样一段台词：音乐是对历史的纪念！各位，准备好了吗！永眠黑夜！这里有我，并且不只有我。

这句台词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音乐是对历史的纪念”这句具有深刻内涵的句子。音乐不光是对历史的纪念，更是对历史的延续。

音乐没有国界，它是人类的第二语言。像《千年的祈祷》《遥远的旅途》《英雄的黎明》《万里长城》《伽罗》《故乡的原风景》《出埃及记》，电影《霍比特人3》的宣传片中的音乐《Victory》这些BGM，牢牢占据着排行榜的首席位置。

BGM一响，知道怎么做了吧？当这些熟悉的BGM旋律在某一瞬间响起时，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哼起来，即使这些BGM只有配乐，没有歌词，我们的心灵依然会被深深震撼。

音乐如此美妙，音乐不是文字和旋律的合作曲，它还有更深刻的一面，音乐或许真的是对历史的纪念与见证者，使每一位听众获益匪浅。

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她的名字叫中国。众所周知，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其实中国也是音乐的国度，中国的音乐史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

今藏于河南博物院的贾湖骨笛就是很好的例证。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先后出土了四十多支距今已有9000至7800年历史的骨笛，骨笛以鹤类禽鸟中空的尺骨制成，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管器。

贾湖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和世界音乐的历史，这批骨笛按照年代早晚，依次可以吹奏出五声、六声至七声音阶。其中有一支编号为M28220的骨笛的骨质最精美、制作最精湛、工艺水平最高、音质最优美，即使跨越了八千多年的漫漫时光后，这支骨笛仍然可以吹奏出《小白菜》的曲调。

商代与西周时期，中国已是文明灿烂的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音乐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出现了《桑林》《濩》《裓》《大武》等乐舞，并有更多的乐器种类出现，使得音乐形式更加完备。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理论空前活跃，《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音律》的三分损益法，记述了我国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对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就是战国时期音乐的杰出代表。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

曾侯乙编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曾侯乙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先秦时期的音乐只有曲调没有歌词吗，是不是也只是大型的BGM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先秦时期的很多音乐都是中国古老的BGM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诗经》，在诗经时代，诗都是配合乐曲吟唱的歌词，所以说诗就是歌，也就是诗和歌是互通的，比如我国最早的诗总集《诗经》，也可以称作诗歌总集。

《诗经》产生于先秦时期，是诗，乐舞相结合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就体例来说，《诗经》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划分为风、雅、颂三类，《墨子·公孟》记载：“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305篇诗经最初都是可以配合音乐演唱的，也就是说，诗经中的文字就是歌词。

这种现象到了汉代有所改变，汉武帝时期，朝廷专门建置乐府以后，官方从民间收集音乐素材，再进行整理、分类、编篡，然后再配合音乐吟唱。在这一时期，诗有了一个专业名称——乐府歌辞，也叫曲辞，后世简称乐府。

从此以后，诗成为一种不配合音乐的文学形式的名词而存在，与“歌”或者“乐府”在形式上分开了。

汉魏六朝以乐府民歌闻名。“乐府”本是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构，用来培训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其中采集了大量民歌，后来，“乐府”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

汉魏六朝的音乐成就是很高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乐府诗，其中的名句更是流传千古而不衰，如《陌上桑》的开篇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再如《东门行》里的“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等等，不胜枚举。

到了唐代，诗人们虽然沿用旧乐府和旧题目作歌词，然而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唐代的诗已经基本不能吟唱了，大部分失去了音乐功能，成为纯粹的文学形式。这时候，乐府几乎已成为一种诗体的代名词，与音乐无关，于是就出现了“乐府诗”这个文学名词。

比如初唐诗人《饮马长城窟行》《东门行》《拟行路难》《燕歌行》等等，都是沿用唐之前的乐府题目（固定的曲谱名称）拟作的歌词。类似这样的唐代诗歌准确地说应该是乐府诗，而不是乐府，因为它们早已没有了用来吟唱的乐谱。

唐代诗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的有一段精准的论述：“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读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

元稹对诗体的划分与溯源有其精当之处，论述简明扼要，尤其是元稹提出的“由乐定词”和“选词配乐”的两个音乐创作理论，区分了歌与诗的传统，说明了乐曲与歌词之间互相形成、相辅相成的原因。

元稹所说的“由乐以定词”，是对乐曲和歌词之间的生成关系的第一种论述，大意是说由音乐人制出乐曲，然后再由音乐制作人依据这首乐曲的声调，配上相应的歌词。

因为大部分歌曲的创作，都是从旋律开始的，也就是先有曲，后有词，旋律出来了，再自己或者交由专门的词作者进行填词。

也就是说，一首配乐演唱的歌曲，先有乐曲，后有歌词，这按照曲谱填写歌词的音乐创作方式在古代被称作“倚歌”。《汉书·张释之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汉文帝依据乐曲谱写歌词的事情，原文写道：“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初唐著名训诂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对这句话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颜师古说的“以歌合曲”就是依据乐曲的旋律，配上相应的歌词，然后进行演唱。

在唐、宋时期，人们把这种依据乐曲谱写歌词的方法称为“倚声”。“倚歌”和“倚声”都是古代音乐的专业词汇。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竹枝词二首·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的这首诗表现力和感染力都很强，但这首诗就是一首有曲谱也有歌词的音乐作品，但它却是一首二次原创、二次剪辑的音乐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竹枝词》本是流行于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人们也用这种民间音乐形式进行PK赛，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这场PK赛的胜出者。

刘禹锡于唐穆宗长庆二年正月（822年）至长庆四年夏（824年）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当地人们传唱的这种民歌。于是，刘禹锡深入民间了解民歌，模拟屈原创作《九歌》的方法，采用夔州民歌的曲谱，填上朗朗上口的歌词，制成新的《竹枝词》。

所以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的曲调是已有的，而歌词是他自己原创的。《唐书·刘禹锡传》记载：“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声作竹枝词十篇，武陵人悉歌之。”

刘禹锡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