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损益法是谁提出的?古代乐律发展史介绍

根据《昌氏春秋》的记载，我国古代对于乐律的制定可以追溯至黄帝时期，虽然这个说法不能保证准确，但乐律肯定已经存在上千年的历史。早在秦以前就发明了乐器和乐曲，曾侯乙编钟就是最好的证明。三分损益法是古人在制定音律时使用的生律法，它为管长或弦长的长度比例提供了准则。汉唐盛行歌舞音乐，到了宋元则是以戏曲为主，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古代乐律的发展史，感兴趣的话就一起来看看吧。

一、“三分损益法”的诞生

唐朝杜佑的《通典》说：“自殷以前，但有五声。”可见在殷商以前，早就有五声的称谓了。是哪五声呢?相传周朝吕望的《太公六韬》说：“律管十二，其声有五：宫、商、角、徵、羽。”这五声的由来，源远流长，已经不太清楚了。但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管子 地员篇》讲得很生动有趣。它说：“凡听徴，如负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马鸣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

它还介绍了取宫、商、角、徵、羽中的任一音为主音，把它对应的长度接连乘以4/3及2/3，依次得到五个音，就可构成一个五声音阶;而且作为主音的那个音，就是这个五声音阶音调的标志。例如令黄钟宫音的弦长为9×9=81，则徵音弦长为81×4/3=108;商音弦长为108×2/3=72;羽音弦长为72×4/3=96;角音弦长为96×2/3=64。将上述五个音依其弦长大小排列如下：徵、羽、官、商、角，即成五声徴调的音阶。

这个定律法就是蜚声中外的 “三分损益法”。因为弦长与顺率成反比，所以它们之间的频率比均为三比二(即相差五度)或其倍数。因此，由三分损益法得出的五声音阶实际上是由许多相差五度的音组成的。所以三分损益法又名“五度相生法”。五度相生律既简单易算，又和谐悦耳，在我国律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春秋时期的音乐大体上就是根据这种乐制，演奏出来是十分动人的。难怪孔子听了《诗经》名篇《关睢》的演奏，兴奋地说：“洋洋乎，盈耳哉!”其精彩程度可知。数千年间不知出现过多少种律制，而五度相生律的余风遗韵，一直留存不衰，足见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二、“十二律”登上我国律学史的舞台

由于乐器的发展和音乐实践的要求，加之国内南北方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音愈增加，生律愈繁，律制当然要随之发展。先是在原来五个音之外，再加上变徵和变宫两个半音，组成七声音阶。更为了变调的需要，又加上了一些半音，使在一均(一个八度)之间，包含十二个音，成为所谓十二律。

到公元前第三世纪时，十二律已从三分损益法脱颖而出，登上我国律学史的舞台。十二律的名称，依次为“黄钟、大昌、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和应钟。”

上述十二律，又称为六律六吕。顾名思义，黄钟、夹钟、林钟、应钟，当指钟声无疑;至于大昌、中吕、南吕的吕字，根据《周礼》与《国语》的提法，吕即同，同即筒，就是竹管的意思。可以推测大吕、中吕、南吕来源于某些竹管乐器。剩下几个隐晦难解、古义不明的律名：如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依照专家的意见，可能是音译当时南方少数民族传入中原地带的“南蛮鴃舌之音”而成。

律学的进步，无疑也反过来促进了音乐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乐师，如师涓、师挚、师旷、师襄等等。一代名手俞伯牙竞能弹出志在高山、志在流水的格调。律学的勃发展，必然把制订乐律标准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孟子说过：“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由此可见一斑。

三、我国古代“以管定律”说

究竟我国古代是以管定律，还是以弦定律，一直存有疑问。人们多么盼望地下遗物的出土，让事实作出判断。

1972年我国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一次发掘出公元前150年以前的一组律管。这是能发出高低不同的标准声音的十二支竹管，其中最短的10.2厘米，最长的17.65厘米，孔径约0.65厘米，管的下端皆书有“黄钟、大吕、应钟”等音律名称。为我国古代以管定律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同一时期的欧洲，则根据弦长不同发声频率就不同的道理，一直是以弦定律的。他们的成就，以公元前第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前582-493)为代表。其研究的五度相生律，称作“毕氏律制”，长时期称霸欧洲乐坛，余波及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