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家学者多出于儒家 两者有何内在联系

在前秦时期，各路学派百家争鸣，其中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学术之争非常激烈。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等，法家代表人物有管仲、赵鞅、商鞅等，他们在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可能有一点大家不知道，其实很多法家的学者早期是出于儒家，所以这两家学派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那学习儒家思想后，为何会衍生出法家呢?一起来看看其中原因。

一直以来，儒家给人的印象是柔弱、满嘴仁义道德，但孔子倡导君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招之即能上阵杀敌。在战争频繁、“野人”出没的春秋晚期，孔子一群人周游列国，岂能只靠嘴上忽悠，岂能手无缚鸡之力?更为可怕的是，在孔子思想中还有杀气腾腾、严刑峻法的一面，不信且看以下二件事。

《春秋》的作者是孔子，这本书出现之后，就让很多叛逆者坐立不安。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之所以惧怕《春秋》，肯定不是因为《春秋》会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是在于《春秋》讲述专政、崇王(周天子)，字里行间清晰地表达出了对乱臣贼子采用严刑峻法的思想，因而乱臣贼子才会害怕。清朝史学家章学诚评价：“申(申不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

《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件事，谈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认为量刑过重，但孔子认为：“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说到底，孔子赞同法办弃灰于道者，汉朝时大儒刘向将之挪到了商鞅头上，成为商鞅严刑峻法不得人心的罪状之一。

在针对乱臣贼子时，孔子明确的是喊打喊杀，主张严刑峻法;在针对百姓时，他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就是政令太宽容时百姓就会轻慢无礼，这时就要用严厉的礼法纠正，政令过于严厉时百姓可能凋残不堪，就要用宽松的政令缓和他们，这符合孔子的“中庸思想”，让百姓处于不宽不严的境地。可见，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以仁治国不假，但并不一味地软弱，如今人们印象中的“圣母”类型孔子思想，不过是后世儒家改造后的结果，并非孔子原汁原味的思想。

儒家与法家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儒家崇古，希望恢复周礼，法家法今，追求与时俱进。以子夏的人生经历来看，主张与时俱进的成分更多。

子夏非常聪明，常常因为独到见解得到孔子赞扬，但孔子认为子夏在遵循仁和礼的方面有所不及，因而告诫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所谓“小人儒”，就是指无远大见识，只追求眼前小功利的儒者，细品一下，这是不是与儒家对法家的看法相类似?

事实上，孔子告诫子夏并未过于重视，在孔子去世后子夏不像颜回、曾参等人一样严守孔子之道，他重点不再关注“克己复礼”，而是提出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一套延展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因此子夏才会教出诸多法家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