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家族如何走向没落?

很多人都觉得袁绍没有治理天下的大才，所以才会输给曹操。实际上，多数人都不了解真正的袁绍，他从出身就披着“四世三公”的外壳，其实袁绍也只是袁家的家奴。想要了解袁绍，就必须从他在袁家开始说起，袁氏家族在朝廷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到了袁绍这代，汉室开始出现危机，天下被群雄分割。按理来说袁绍是最后机会扶持汉献帝，并且完成一统的人，但他却多次错过良机，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功劳簿，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功勋章。历史是不客观的，因为成者为王侯败者为贼寇即是标准;历史是不公平的，因为三分靠打拼七分天注定才是真相。有多少雄才大略、经天纬地的英雄一战身败名裂、沦为贼寇;又有多少酒囊饭袋、才疏德浅之辈一战飞黄腾达、功成名就。

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忠君思想的熏陶，两汉之后的记史叙事十分刻板，不仅要符合政治需要、满足价值观念、还要起到教育意义。因此史书会极尽所能地突出失败者的缺陷、过错，放大胜利者的功绩、成就;本应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也变成供大众批判、反省、警示的反面教材以及颂扬、效仿、瞻仰的学习榜样，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所以，解读历史要用辩证的心里去看待，要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地位去认知，要摒除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不切实际的现象去分析本质，才会全面真实的还原出那些被误解多年的历史人物，正如本文的主角——袁绍。

袁绍，字本初，出生于“四世三公、为天下所归”的名门望族，汝南袁氏;是太尉袁汤的孙子，司空袁逢的儿子，司徒袁隗的侄子，左中郎将袁成的继子。

东汉的全国最高行政长官“三公”几乎变成袁家的世袭职位，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州郡，名声威望堪比肩皇室，袁术甚至说：“代汉者，当袁氏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袁绍本该是身世显赫、贵不可言、鹓动鸾飞?其实不然，因为他的生母只是袁家的一个奴婢或叫婢女。

古代的达官显贵是一妻多妾制，此外府中还会有许多婢女丫鬟;正妻所生为“嫡子”，妾侍所生为“庶子”，婢女丫鬟所生为“家奴子”。在那个注重嫡庶之别的年代，家族的一切权利、爵位、财富、土地都是嫡子继承;对子孙的教育、培养、扶持、提拔也全部优先倾注于嫡子;庶出之子若想出人头地则需自行打通任督二脉，家族的栽培力度和嫡子天差地别;而身为地位远低贱于庶子的“家奴子”，袁绍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袁家，袁绍名为公子实为家奴。他自幼便被嫡长子袁基、嫡次子袁术唤为“家奴子”，甚至在他贵为大将军、独霸四州、名动天下之时，袁术仍称其为“家奴”，并且联合外人与袁绍兵戎相见。可见这种歧视的根深蒂固、且毫无手足之情，可见他父亲袁逢对这种歧视并未采取制止、杜绝的措施，而是持默许、放任的态度，也可见袁绍的童年是在爹不疼、娘不贵、兄弟歧视、无依无靠中度过。

身居豪门，却又地位低贱;享受荣华，却也受尽欺辱;人丁兴旺，却是孤苦伶仃。在如此矛盾的身份转换中、在如此复杂的成长环境里，在如此谨小慎微的心态作用下;袁绍逐渐历练出忍辱负重、坚韧勇敢的枭雄特征，也造就出深谋远虑、杀伐果断的领袖气质。他不仅具备“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贵族理想，还拥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门品质;他是汉末三国权贵、地主、农民等各阶级优势的唯一集大成者。所谓人中龙凤，不过如此。

袁绍不足二十出仕，短暂为官后以服丧为由，辞官六载。之后，仍拒绝朝廷应召，赋闲在首都洛阳结交党人、义士。正如中常侍赵忠所说：“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处在弱冠之年便辞官，拒官只有三种可能：其一，是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其二，是隐居山野的闲云野鹤;其三，是看穿天下大势，远离功名、忍辱负重、不甘做池中之物的一代雄主，而袁绍显然是第三种。党人(士大夫、太学生)为文，义士为武(侠客、武士)，他广交文武便是在伺机而动;辞官为远离，拒召为等待，他淡出庙堂便是在静观其变。当时的天下尚未大乱，袁绍年纪轻轻便能有如此见识、胆识、以及预见性，足见他的深谋远虑、远筹帷幄。

之后的事态发展也正如袁绍所期，黄巾起义、十常侍之乱、何进身死、诛杀宦官、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讨董、群雄逐鹿等，东汉帝国顷刻间名存实亡。而在这些接踵而至的事件中，袁绍都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黄巾起义他是镇压者，何进被杀他是推动者，诛杀宦官他是指挥者，董卓入京他是谋划者，联军讨董他是领导者;最终汉室衰微、宦官外戚同归于尽、董卓身死、袁术、韩馥、公孙瓒等诸侯成为垫脚石，而他却占据四州、统一河北、位极人臣(百官之首大将军)成为最大受益者。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把这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会发现：东汉帝国就像是被袁绍牵着手，逐步引领着的走向衰亡。常言时势造英雄，袁绍却是枭雄领时势。

东汉自和帝开始均为年幼的皇帝即位，而幼主登基必造成外戚专权，幼主亲政后夺权又必依靠宦官，长此以往宦官专权日渐猖獗。宦官大多胸无点墨、目不识丁，任由他们把持朝政势必产生政治黑暗、朝纲混乱的后果。为推翻宦官专权，前有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文臣武将，后有杜密、李膺，及被“党人”寄予厚望的何进等名士外戚，前赴后继的对宦官集团发起挑战，却又无一例外的失败被杀。这种局面，直到袁绍的出现才被改变。

在得知宦官张让等人把何进诱杀在皇宫后，袁绍迅速斩杀宫外的宦官亲党;随后提兵入宫，关闭宫门，搜索宫内所有宦官，斩尽杀绝、一个不留;至此危害朝堂多年的“宦官专权”被袁绍彻底根除。他的方法看似简单粗暴，实则是当机立断、杀伐果断的体现;窦武、何进等人便是在迟疑、犹豫中错失多次良机而被宦官集团反杀的。

伴随着“宦官专权”的烟消云散，董卓带着西凉铁骑浩浩荡荡的杀入洛阳;他先收编了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的部将，又吞并了吕布等人的并州军，一时兵多将广、权倾朝野。在其执政期间，擅行废立皇帝、毒杀太后、冤杀官员、**后宫、纵兵掠民、偷盗皇陵、焚烧宫殿等，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全国各州郡纷纷起兵，在袁绍的号召下组成讨董联盟，并被推举袁绍为联军盟主。

这个联军盟主，可不是无关痛痒的荣誉职位，而是要推举出具备军事能力、领导能力、号召力的全军统帅、群雄领袖。而袁术、孔伷、韩馥、刘岱、张邈、桥瑁、鲍信等群雄都是名满天下的宗室贵族、名士人杰;却甘心屈居袁绍之下，应其号召，共举他为盟主。这再次证明了袁绍的能力、威望冠绝于当世，无可争议。

很多史料都在低估此次联盟讨董的意义，以及刻意忽略袁绍的价值、而突出曹魏与东吴的奠基人曹操、孙坚的勇猛和功劳。

首先，在联军的威慑下，董卓火烧洛阳、慌乱出逃、迁都长安，杀害废帝、屠戮忠良;这一顿乌烟瘴气的操作使得人心思变、军心动摇，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吕布、李肃等部将便反叛董卓将其斩杀。联军虽没有在军事上歼灭董卓，却间接促使董卓身死族灭;这基本实现了袁绍等人的既定目标。

其次，董卓军中精锐多为西凉铁骑，不易强攻、急攻，应缓缓图之。所以，联军分别驻扎于河内、酸枣、鲁阳、颍川、邺城等地，在洛阳以东对董卓形成扇形包围圈，蓄势待发。这正是《孙子兵法》之策：围而不攻，可在史料记载中却变为：袁绍惧怕董卓，不敢进兵。惧怕董卓，却召董卓入京，袁绍是痴傻?惧怕董卓，又在洛阳当面训斥董卓，他梦游呢?惧怕董卓，又怎么敢讨伐董卓?董卓又为何慌乱出逃?一个讨伐，一个逃跑，袁绍和董卓究竟是谁怕谁?简直矛盾重重、不忍直视。

此外，曹操立功心切，不听袁绍的部署率几千兵马深入董卓腹地，在与其部下徐荣交战后惨败而归。孤军深入、分兵作战这都是兵家大忌;并且就算获胜，也仅是一场小规模战斗，对整个战局无任何意义，反而容易打草惊蛇、暴露实力。可见，此时曹操的军事能力、战略思维和袁绍还有极大的差距。

另一方面，江东猛虎孙坚到是战的酣畅淋漓，他败牛辅、退吕布、斩华雄、一路攻杀入洛阳;尽管没有“伤敌筋骨”，却也是“断敌一指”。不过，孙坚虽然勇猛，但缺乏谋略;攻洛阳被徐荣包围全军覆灭，战襄阳中黄祖埋伏兵败身亡，都是输在谋略不足。他和其子孙策均属于骁勇善战、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式猛将，这种先天不足的格局注定难以成为运筹帷幄、总览全局的枭雄。

董卓集团从败退至败亡，对大厦将倾的东汉王朝来说于事无补，却一步步满足了各地枭雄的政治需要，东汉天下也正式进入了诸侯割据的时代。

袁绍以弹丸之地渤海郡、士卒不足万人起事，定下“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兼有乌丸、鲜卑之众，南向争夺天下”之策。此策比鲁肃的榻上策早十年，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十八年，并且还提到“雇佣兵”这个超前兵种;而这样出色的战略眼光却来自军事才华、政治智慧、个人威望具佳的袁绍;他的综合能力之强，叹为观止。人们常说曹操是“治世能臣，乱世枭雄”，袁绍与之相比，逊色乎?

第一步，取冀州。袁绍定的“南据黄河，北守燕、代”所指的便是冀州之地。当时冀州牧为韩馥，袁绍只是冀州九郡之一的渤海郡太守，相当于现在以一个沧州市的资源、力量怎能攻占河北省?答案是：能，方案是：利用袁绍的名声、威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袁绍先依谋士逢纪之计，挑拨幽州公孙瓒出兵攻打冀州，同时派说客荀谌面见韩馥。荀谌与韩馥私交甚好，在几句寒暄后便直奔主题：“将军你宽厚仁爱、礼贤下士，比袁绍如何?临危决策、智勇过人比袁绍如何?广施恩德、天下信服比袁绍如何”?韩馥连连摇头道：“我都不如”。荀谌又说：“公孙瓒率燕、代之众，兵锋锐利、不可抵挡。袁绍乃一时英杰，不会久居将军之下，此时他与公孙瓒联合，将军危在旦夕也”。韩馥慌忙询问：“该如何是好”?荀谌徐徐道来：“将军和袁绍是旧交，不如相让冀州。袁绍得到冀州，必厚待将军，公孙瓒也不敢与他抗争，敌军自退。而将军即可获得让贤美名，又可享受安稳富贵”。韩馥深以为然，派儿子快马加鞭将冀州印绶送交袁绍。冀州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兵源充足、钱粮满仓;袁绍有冀州为根基，东征西讨再而无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