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本可被后人景仰,却做错一件事导致身败名裂

秦朝丞相李斯的一生实属可惜，他本可以享受后人对他的景仰，结果却是被赵高害的身败名裂。李斯帮助秦始皇一统六国，此后还大力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并且制定秦律，统一车轨、文字，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李斯却在秦始皇立的遗诏上动了手脚，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如果李斯没有这样做，哪怕他被赵高陷害，一样会得到后人的理解，可惜一步走错，就让李斯失去了翻身的机会。

对于李斯，太史公认为他本来可以成为大秦“周公”式的人物，彪炳于伟大史册，只是由于他的一念之差，才让他最后身亡名裂，与“大秦周公”擦肩而过，沦为历史的笑柄。

事实上，在秦国近四十年的从政过程中，李斯建立的功绩远远超过了文献中存有的那些概念化的记述，就像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也远远超过了汉代以来人们对他的片面化的暴政评价一样，其个中道理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勤政与辛劳实际上后人无法想象。

不过和嬴政的恶名是因为朝代的急剧变更造成的政治上判决死刑不同，李斯的悲剧式名声，更主要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观察李斯的一生，他的身上其实正好体现了现代中国人普遍所具有的那种以利益投机为人生信仰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特征。精致利己主义者们从来都是一边在为自己谋取个人最大利益，一边在自掘埋葬未来的坟墓。

李斯不是一个历史笑柄，而是真实人性最成功的杰作。这是我观察的结果。

李斯，是楚国上蔡郡人，该地原属蔡国，有500多年历史，也称古蔡国，后来才被楚国吞并。王立群老师在讲述李斯离开楚国为秦国效力，说他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时，首先应该考虑这个历史原因，即当时李斯心目中是不是已经接受楚国作为他的祖国的问题。

李斯年轻时在乡里当文书，是个没官位品级的小吏，但这替上司卖力干事的工作即让他训练出了能文善书的出众才能，又让他有机会洞察官场中的学问，促进他树立超越那些随意使唤他的那些庸官们的志向。

观察一个人，就首先应该考察他的志向品味。

至于他的志向，《李斯列传》里开始就提到他那著名的“老鼠哲学”，这个哲学至少反映了三点：

一是李斯急于出人头地，不甘居庸官之下任人驱使;

二是他没有表现出济世救民的仁义之心;

三是他羡慕的是仓鼠，仓鼠再优越也是老鼠，可见李斯为了个人目的，是可以不在乎名分甚至不择手段的。

要知道春秋战国时的士人，是很重视名分的，比如“志士不饮盗泉之水”“鲁儒不食鲤”等。

那么羡慕仓鼠的李斯终其一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正好可以从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与功过得失，领获很多的人生感悟。

李斯想出人头地，就去拜在当时最有名的儒学大师荀子门下学习，然后才决定去秦国寻找机会。

这个决定应该与荀子有关，因为荀子游历过秦、楚、赵、齐等诸强国多年，对当时各国了解得很透。

荀子的儒学吸收了法家思想，比孔、孟更贴近当时社会现实，他赞同尊王称霸和政法的威惩作用。

李斯去秦，《史记》中说是李斯自己的决定，那他之前为什么不直接去秦国呢?太史公实在不应该忽略荀子对李斯出道之初作出这一决定的决定性影响。李斯实际上也是从荀子这儿拿到了一张“双一流名校毕业生”的烫金名片。

前面已讲过，王立群老师认为李斯背楚赴秦，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还把他与韩非比较，认为韩非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事实是这样吗?如果细究历史背景，其实不应该这么简单比较。

李斯是蔡国的亡国之民，李斯若不认楚国为祖国，也可以理解，这点且不说。再则，和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不同，李斯是楚国的底层平民，韩非不可能不维护韩国的根本利益，因为韩国的生死存亡就是他的根本利益。而李斯却不是，楚国亡不亡都不影响他的根本利益，他不必把自己的前途命运绑架在飘摇欲坠的楚国王权上。是利益关系的深浅程度，决定了韩非和李斯对各自国家的忠诚程度。

李斯的前辈、楚国的屈原和伍子胥就是例子。屈原是楚国的贵族，所以屈原会为自己的根本利益殉身，成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受到楚王残酷迫害的伍子胥磨肝沥胆也要以楚国为仇敌，谁又会谴责他不爱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