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让是个怎样的文人?

《水浒传》中，萧让号称地文星圣手书生，这头衔听上去就知道不简单。当时吴用评价萧让，称他会天下盛行的四家字体，其书法造诣相当的高。那在宋江眼里，萧让又是个怎样的文人呢?其实《水浒传》里的文人也都不尽相同，萧让算是比较理想化的那一类，所以宋江觉得他太天真。但萧让有着自知之明，让他最后还能在蔡太师府中找到一份差事，得以善终，已经算非常不易了。

萧让的故事，一言以蔽之曰：假。

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引用一种言论说：“《水浒传》中对萧让的两次特写，都不免于假，救宋江是伪造假书信，赚李应是冒充假知府，都是打出读书人的假幌子的。”这种观念其实是很对的。

萧让这个人是吴用的旧相识，但他并非是江湖上的人物，只是吴用要仿制蔡京的书信所以才骗取萧让和金大坚上山。以当时的势头，伪造书信的事情是一定会事发的，萧让和金大坚会受到连累，如果去救他们，成本未免太高，如果不救他们显得梁山没有情义可言。

更何况，一旦事发，萧让、金大坚和戴宗很有可能并案处理，那时候作为受难者的萧让、金大坚和戴宗走到一气，这就会让吴用借用此案加深宋江和戴宗关系的目的落空——横生枝节，反而不美。

萧让在梁山的贡献除了上述的两件，平时的工作是用不到他的。宋江为他安排的工作是“行文走檄，调兵遣将”，“行文走檄”固然是他的权力，“调兵遣将”不过是上传下达而已，当是梁山的笔杆子。但梁山攻打周边所写的那些公文，实际上也未必会借重萧让的文笔。

而在后来的衍生文学里，萧让的作为也多围绕着一个“假”或者“骗”字，例如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征讨王庆的部分，写萧让有一出“空城计”：

当时，王庆兵围宛州。林冲、花荣已率两万兵马出城迎敌，吕方、郭盛又拨出两万出北门迎敌，只有宣赞、郝思文二将留守，军力只有一万，有一半还是老弱病残。王庆三万大军兵临城下，宛州孤城危在旦夕。

萧让当即决定摆空城计，和三个官员正在城上吃酒为乐。王庆军队犹疑之际，突听得一阵炮响，宛州城楼上旌旗摇曳，敌军大骇，宣赞、郝思文从斜策杀出来，“斩首万余”。陈瓘、侯蒙、罗戬三人“诸各大喜，称赞萧让之妙策，众将之英雄。”

没想到宋江回师后，听河北降将马灵说及此事，宋江惊道：“倘被贼人识破奈何?终是秀才见识。”

所谓“秀才见识”，说到底是文人的见识。按一般粗暴的见解，古代划分成文官和武将，现代的学科划分成文科和理科。古代凡是动笔的都是“文人”，今天只要不做自然实验的都是“文科”。

但这显然是将文人和人文都简化了，实际上，古代所说的“文人”至少包括三种人：书生、学者和政治家。学者一般有底线，讲赤诚，至少在学术上是这样的;书生大概有些气节和风度，假如这也养不成，那就只有“骗”。

至于在做人、做事的方式上，只有文人的性情和灵活却缺乏政治家的才干、果决和魄力，由着自己的性情乃至情绪行事;政治家的初出，则纯以欺诈为主，当然不只是弄权术，而且需要翻云覆雨的本事，也懂得潜龙勿用，是真正能做大事的。

宋江批评萧让“终是秀才见识”，正是说他理想化、性情化，将胜利寄托在侥幸上，全然没有防范的后果，这种见识当然为政治家所不取。

事实上，正因如此，政治家一向是看不起文人的。北宋固然重文轻武，但重的一向是政治家，而不是书生和诗人。

所以柳永在《鹤冲天》里写道：“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满，见到柳永参加科考，便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便只能去“奉旨填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