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那么聪明,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

说到司马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了，这个一直在课本里面的经典故事，显示出了司马光过人的智慧，但历史上真实的司马光，虽然很从聪明，但是后来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进行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其实也并非全然不可取，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这样反对?下面就让中睿百科网的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一个写了一本流传千古的史书《资治通鉴》，一个是强硬的改革家，那么一个写书的文人和一个改革家怎么会搅在一起，司马光和王安石究竟有什么恩怨，导致司马光在执政之后把王安石的所有变法内容都废除了?
(www.wS46.com)

其实王安石变法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朝廷以行政手段插手经济。王安石认为，社会已经混乱无序了，朝廷必须要出手，全面插手经济运行。

政见不合朝廷插手经济有没有好处?当然有。比如当时朝廷不颁布《青苗法》，老百姓就只能借高利贷，受到有钱人的压榨。而朝廷插手之后，就缓解了这个问题;再比如当时的商人故意囤积居奇，导致物价上涨，老百姓被迫受压榨。而王安石改革，建立更多的国营物流公司、国营商场后，老百姓就不用再受这重压榨了。

另外，王安石改革还有很多正面影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好，既然王安石的改革有这么多好处，司马光为什么还敢站出来反对呢?司马光的理由是这么说的：朝廷全面插手社会经济运行，肯定不是好事。即使是这些改革都是出于好心，但最终也会把事情办坏。

2、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

用直白的话说就是——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只是说得好听，说什么“民不加赋”，都是在自欺欺人。王安石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换了个明目，变相盘剥老百姓。如此这样还不如直接加税来得爽快。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光的话，有道理。王安石变法期间，确实有很多法令失控，导致变法明明是办好事，但却搅乱了社会。而正是王安石的这个弱点，让司马光抓到了攻击他的把柄。

性格不合司马光的理政能力很一般，他在地方上的政绩很一般，在三司的作为也很一般。不过他的性格很直，再加上有人给他撑腰，这使得他虽然理政能力不行，但后来却通过扎实的学术水平和给朝廷提意见，变成一个出色的礼官和称职的谏臣。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缺乏政务能力，但又长时间担任谏臣，**骂爽了。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模样?

想必肯定就是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自视甚高。对事物本末倒置，习惯了只**，只提意见，但不办事的官僚作风。前面说了，王安安变法是有问题的。一个有问题的变法，再加上一个习惯了提意见的职业喷子，司马光怎么可能不反对王安石?

3、司马光缺乏经验

关于司马光缺乏从政经验的论断，这里简单说明一下。

司马光从二十岁中进士开始，一直至五十三岁担任知长安京兆府。在这期间，他没有担任过主官。知县、知州、知府，一路监司主官，他都没有担任过。什么主管经验都没有，可想而知，他的从政水平能高到哪去?

回到朝中后，司马光历任官知谏院、翰林学士等清要之职，直至王安石开始变法。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也是以练嘴为主，缺乏办事经验。

实事求是的说，以官僚的角度来看，司马光是不称职的。当时习惯性练嘴的官员也不止他一个，但像他这样完全没有施政作为的官员，还真难得找。就连苏轼在基层为官时都还留有著名的“苏堤”。司马光和这些嘴炮同志相比，真的也就只剩下“一身是嘴”了。

有人给司马光鸣冤，说他不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式的激进变法。

这个观点我承认有道理。比如王安石下台滚蛋后，司马光修改了《免役法》，他在王安石的基础之上，把选择权交给了民众。通过司马光这么一改，上等户可以选择服役也可以选择交钱雇人服役，而下等户也可以不再需要缴纳免疫宽剩钱。对比王安石搂钱的政策，司马光版的法令是善政，尤其对于穷人而言。

但我还是要说，司马光这些小修小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他往死了喷王安石，又拿不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系统性办法，积贫积弱的问题仍然存在，那么他喷的意义在哪里呢?这难道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抬杠而抬杠?

4、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背后的南北方对立

私人意见北宋开国，以北方为根本，逐步南下，灭掉南唐、后蜀、南汉等国，统一中原。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北方人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朝政，不让南方人在朝内有话语权。南方人受打压，你觉得南方人会怎么样?不用想，当然是借各种机会翻盘了。

事实上，通观王安石改革，主张改革的恰恰就是以南方人为主，而重因循的守旧派，也恰恰就是以北方人为主。

王安石江西人，司马光是山西人，如果以淮河为界分南北，那王安石就是南方人，司马光就是北方人。他们各自的同盟伙伴，比如改革派的吕惠卿、章淳、蔡京是福建人，曾布是江西人。守旧派的韩琦、程颢、程颐是河南人。这就是很典型的南北之争了。

想想看，司马光作为北方人，他在目睹南方人通过变法获得话语权时，他能没私心吗?当然，反对改革的人里面，也有南方人。比如苏轼和欧阳修。

不过他们与司马光这类旧党相比，反对改革的力度并不大。属于是游走于新旧党之间的理性中间派。换而言之，政治位置决定了司马光对王安石改革的立场。如果他不是北方人，而是南方人，或许他反对的立场就不会那么激烈了。

由此可见，司马光之所以会发对王安石，其实掺杂了很多政治上以及个人对王安石的不满，因此也就不难怪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继去世以后，当司马光执政后，便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内容，这就是“元祐更化”事件。

从此以后宋朝陷入了无尽的党争之中无法脱身，很多人把党争归咎在王安石身上，殊不知司马光的举动才是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