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帝国军成立的背景与历史因素是什么？及参加一战的原因？

1914年8月4日，英国以大英帝国的名义对德国宣战，作为帝国成员年轻的澳大利亚联邦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参战后，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参战热情高涨，全国在参战态度上表现出空前一致。

澳大利亚联邦通过一系列立法将国家转入战时轨道，并迅速组建澳大利亚帝国军，实施战争动员。由此，澳大利亚历史上一支全新组建的军队，从澳大利亚海岸出发，奔赴欧洲作战。

澳大利亚帝国军成立的背景

澳大利亚参加一战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现实因素，又有历史因素。澳大利亚联邦迅速决定参战并组织军队准备作战，为配合战争的进行，整个国家快速转入战时轨道。

澳大利亚参加一战

1914年8月一战爆发，作为英帝国成员的澳大利亚卷入其中。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对参加一战的态度表现出奇一致。时任澳大利亚领导约瑟夫·库克在1914年7月31日宣称，“如果欧洲爆发战争，我想很明确地表明，我们澳大利亚的所有资源都在帝国，是为了帝国，是为了维护帝国的安全。”

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安德鲁·费舍尔则说，“澳大利亚人将站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帮助和保卫她，直到我们的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先令。”珀斯的自由党领袖同样宣称，西澳大利亚人将对帝国效忠到“最后一先令和最后一个人”。主流媒体也强烈支持这场战争。即使在西澳大利亚，也有媒体保证说：“澳大利亚人民（对帝国）的忠诚没有任何疑问。”

1914年8月10日，在澳大利亚征兵办公室成立当天，仅在悉尼就有2，000名男子志愿参加，两周内，人数增加到1万人，而在维多利亚州有7，000人应征入伍。澳大利亚联邦最初设定的2万名志愿者的目标只用了一个月便已实现。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对战争的支持可见一斑。

1914年8月4日，英国向所有的自治领发出电报，大英帝国向德意志帝国宣战，澳大利亚立刻做出反应，当即对同盟国宣战。8月5日下午，库克在墨尔本办公室召集报界代表宣布：“我已收到帝国发来的如下电文:同德国的战争已经爆发。”澳大利亚参加一战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因素又有现实因素，是一个合力的结果。

首先，澳大利亚与英国有长远的军事合作传统。1884年，新南威尔士州派出一支特遣队协助英国打压苏丹马赫迪起义。这被澳大利亚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澳大利亚第一次参加帝国战争。

1899年澳大利亚军队积极参与布尔战争，第一批澳大利亚军队于1899年12月抵达南非。次年，澳大利亚军队作为英军的一部分亦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一战前，多次的帝国会议中均强调了澳大利亚与英国军队的合作经历，亦突显了澳大利亚参加一战的必要性。

其次，1914年的澳大利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际行为体。1901年，6个独立的澳大利亚殖民地联合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澳大利亚宪法在英国议会两院获得通过，澳大利亚部分地控制了其内部事务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尽管外交政策仍然掌握在英国手中。

事实上，澳大利亚宪法没有明确规定谁对宣战或部署军队负责，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历届澳大利亚都不确定是否可以在未经英国批准的情况下向另一个国家宣战。人们普遍认为，发动战争和宣布和平的权力仍然是英国的特权。因此，如果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处于战争状态，那么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整个帝国必定处于战争状态，这一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严重争议。

正如1916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大法官艾萨克斯所说，“战争状态的产生与和平的建立，必须由作为帝国元首的君主本人来承担。”简单地说，1914年澳大利亚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因为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既成事实。

尽管澳大利亚联邦已经控制了宪法所宣称的对外事务，但政客们并没有将这种含糊不清的权力解释为管理澳大利亚与世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权利。这些都被认为是英国的特权，英国代表整个大英帝国推行外交政策。因此，1914年8月，英国宣战，并期望澳大利亚和其他自治领也会随之而战。

再次，澳大利亚需要英国，尤其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自1788年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以来，由于人口稀少，加上亚洲人口众多，澳大利亚人无法保卫澳大利亚大陆的漫长海岸线。只有英国的全球力量才能遏制其他欧洲国家的野心，以及日本在亚太地区日益崛起的力量，也只有皇家海军才能保持澳大利亚国际贸易所依赖的海上交通航线的开放。

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都建立在帝国防御的框架内。虽然澳大利亚并不总是与英国利益一致。1902年，英国实际上已经与日本签订了同盟关系，而澳大利亚则坚持在国内长久以来形成的“白澳政策”，并且对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存在深感担忧。但无论澳大利亚对英日同盟持何种保留态度，澳大利亚必须继续依赖并尽其所能加强帝国防御体系，因为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权力的进一步削弱，只会增加澳大利亚的危险性。

1897年，德意志帝国从中国手中夺取了胶州，并在青岛建立了海军总部和基地，从而在北太平洋地区站稳了脚跟，而随着德国在整个亚太地区获得更多的领土，澳大利亚的不安情绪也在增长。虽然澳大利亚人离欧洲战争距离1.2万公里。在这些危机中，人们很容易认识到，如果大英帝国的海军战败了，澳大利亚便失去防卫。在领导的告诫下，随着战争的深入，这种动机变得更加强烈。

最后，1911年，总人口430万的澳大利亚人中有50多万人出生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或爱尔兰，此外更多的是盎格鲁、凯尔特人的后裔。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同时是“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而英国被认为是所有最好的文化、建筑、教育和法律制度的源头，澳大利亚人也以“深红的血缘关系”而自豪。

正如亨利·帕克斯所说，这种血缘关系将他们与英国人联系在一起，确保了澳大利亚白人的纯洁，这是年轻的澳大利亚联邦的核心价值观[3]。因此，对英国的忠诚远不止战略实用主义，劳埃德·罗布森指出，它“具有宗教的所有深度和全面性”。对帝国的忠诚是在澳大利亚拥有文化和经济权力的人的主要价值观。

这在今天很难理解，但帝国框架内的爱国主义和对大英帝国的忠诚，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延伸，一个不可分割的组合。这个假设在澳大利亚人心中根深蒂固，如果忽视它，就会从根本上歪曲那个时代澳大利亚身份的本质。

总之，无论是现实因素还是文化情感因素，在澳大利亚，帝国团结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而共同的经历与利益强化了这种团结。澳大利亚长久以来对英帝国的效忠与新兴民族主义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形式—帝国民族主义。对帝国的效忠就是对民族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