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地区的坊正、里正是什么官职？及赋役制度的特征是什么？

镇江路共设坊正42名，大抵并非每坊皆设。镇江路录事司隅下设坊，共有坊二十八，却不设坊正，可能以其职权归隅正，故隅正役重。丹徒县下有坊二，仅江口坊设坊正，轮充10户。

江口坊在还京门外，以近西津得名，设坊正可能即为管理水运繁忙的长江西津渡口。丹阳县共有坊十，仅在市设一坊，常充13户。坊正又多，又是常充，丹阳县市繁荣，坊正负担较重。

金坛县共有十七坊，其中四坊设坊正19名，有常充13户，轮充计6名。坊正仅设于部分坊内，设于交通枢纽或市井繁华处，坊正应是具有管理商业活动的职能。坊正有轮充有常充，常充的设置不合坊正轮充之意，是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承当常充负担较轮充为重，充役时应是考其户等进行了拣选。

里正为元代农村的基层行政职务，也是镇江路数量最多的户役，共有522名。镇江路县下设乡，乡下设都、里、保，“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乡设里正、主首，“里正催办钱粮，主首供应杂事。”然《至顺镇江志》的《户役》中仅载里正、社长却未有主首，可能此时此地社长已经取代了主首的职能，故只载社长而不载主首。

丹徒县共有八乡，常充7户，轮充131户。每乡有里正数人，多者二十九户，少者仅有五户；丹阳县共有十二乡，常充72户，轮充93户。每乡里正多者二十四，少者八户；金坛县共有九乡，常充137户，轮充82户。每乡多者五十四，少者十二户；三县二十九乡，每乡里正人数不一、悬殊较大，大抵里正数目未有每乡的定额，而是考虑乡的田土大小决定的。

里正、主首科役繁重，破家荡产往往有之，其中又以里正最为缺纳，概因里正负责催办钱粮。镇江路因宋代遗弊，赋税科差困难，虽经延佑乙卯经理田粮，弊端未革：“润官民田土错杂，而贾似道公田尤为民害。盖其买田之时，但以银券诰牒准折其直，民间迫于应命，多有岁输租于官，而实无田者。及其终也，业主稍废，又有以公田为己业而贷之者。于是有科无征之粮，岁终，里正往往缺纳，经理之际，虽令自实，然以其亏损元额，卒难蠲除。”

里正逃役频繁，“为政者有忧之，复令民出田以助役，逃亡事故仅可补益”，但细民又添负担。“间有桀黠之徒，稍能枝梧，复为细民之蠹”，奸猾之人鱼肉乡里，本分之人倾家荡产，若要均其户役，则“抑肥者不一二，而瘠者已什伯矣。”镇江路仅有隅正、坊正、里正三类差役，当时应为镇江路辖区较小，人口偏少，故根据情况对差役的内容有所删减，但依旧足以令充役人倾家荡产。

蒙元以诸色户计管理户口、摊派差役，至顺年间镇江路的户口数据记录了这一制度诸在江南的实施成效。直至至顺，南人仍是镇江路的绝大多数，民户更是占据户口的九成以上，镇江路的人口比例并未因蒙元统治而大变。以户口而至户役，诸色户计更多地是嫁接在亡宋旧例之上，从未在江南真正扎根。

元代中期后，诸多户种被迫“重役”，诸色户计自身也走向消亡镇江路所输常赋承继宋夏秋两税，只在细节上有所调整。与宋代两税不同，镇江路在元代征收粳糯远多于大小麦，还能按比例以米折麦。征收谷物的种类在元也更为细化，白粳米、白糯米、香糯米成为征税类目，稻作良种培育和推广应已有成效。宋元相较，江南稻作种植在元更为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