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诸色户计的调整和应用，与户等制共同构成江南的户籍制度

为了适应江南的风土人情，诸色户计在南方的调整和应用分了几种。

已有职业纳入诸色户计

为了将亡宋人口纳入版籍，不少相关职业被括入诸色户计之中，延续了户种名称和待遇，儒户为其中代表。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设置儒籍，由坊正、里正攒报亡宋登科、发解、真材、硕学、名卿、士大夫都可入籍。

此后儒籍逐步补充，户数增多但并未分拣。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二十八年（1291）间，江南儒籍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以至元二十七年括户所得江南儒户为定。

已有户种进一步细分

括入诸色户的人口不适用于已有户种的，蒙元将户种扩充，内部再次细化。如在平定江南之后，从已有军户中分出了新附军户。南宋灭亡之后，投降的军队被称为新附军，其中有家属的称为新附军户。

新附军的来源区别于北方蒙古军户和汉军户，不是从民众中签发，而是对亡宋军队的继承，新附军的待遇也就不同于汉军户。新附军户正身支取米和盐，家属每人每月支取米，因此不享有北地军户四顷免粮地的待遇：“新附军人全家老小支请口粮，即与汉军不同，别难限地。”若军人去世家人仍可以继续由“官为养济”，“每月放支口粮四斗”。既已支取口粮，新附军户土地就不再免税，与北方汉军户的待遇不同，不可于其他军户一概而论。

元代创制诸色户计制度，规定各色户计提供职业差役，其余徭役力役并为杂泛差役，由民户承当。但由于役法的不均和逃亡的频繁，充当杂泛差役的民户越发减少，诸多户计丧失了免除杂泛的特权，役法由此大坏，诸色户计制度也丧失了“別赋役”的本来目的。

增加的“重赋”负担甚重，军户等户计日削月减，诸色户计名存实亡。在元代江南，诸色户计作为当役的根据被套用在南方的户籍之上，虽在户种上有所添建，但划分办法和主要内容基本保留。在亡宋田土上，人身依附性质极强的诸色户计应用在雇佣关系已经萌芽的江南，束缚了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削弱着制度本身的生命力。

江南的户等制

人有贫富，户有等差，按照居民财产人口的状况分等级缴纳赋税是历代王朝都有的制度。唐代分户为九等，宋代有五等户、十等户，金代“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蒙古国时期，汉人世侯控制的北方延续了金的制度，将民户分为三等，中户充军：“上下户为民，著为定籍。”

在至元十六年（1279）平定南宋之后，元在至元十九年（1282）重申中统五年规定，要求其“遍行诸路”，“合着差发通济验人户气力产业，品答高下，贫富均摊”，包括新附的江南在内，全国一体推行户等之制。从中统五年诏令可见，户等划分为三等九甲，分别为上等的上上、上中、上下，中等的中上、中中、中下以及下等的下上、下中、下下，共有九级，故常称为九等户或是户分九等。划分户等的标准是“事产”，主要是田地：“州之役赋，视亩地之多寡，以为户籍之高下”。

城镇中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户口也划分户等，虽无田，可以房地资产为定，如平江路邓文贵“家无田，入贸迁之利，郡县甲乙赀算，在中产最下”。划分户等后，户口数据会被编纂为鼠尾簿。鼠尾簿之名宋已有之，金代亦有记述：“差次物力，为鼠尾簿，按而用之。”鼠尾簿按户等由高到低排列，尤如鼠尾由粗到细，所以得名。官府以鼠尾簿为依据征收赋税：“至于分其等第，以备差科，则又有所谓鼠尾簿者焉。”

按户等将户籍编成鼠尾簿，鼠尾簿成为户籍管理的主要依据，也因此很多实干的地方官吏选择修订鼠尾簿来填补户口登记的空缺。在编排鼠尾簿时，以户等排列各户，富强在前，贫弱在后；丁口多者在前，单贫者在后，以此顺序摊派差役：“诸差科夫役，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开具花户姓名，自上而下，置簿挨次。”鼠尾簿排好后，各户按照顺序轮番充役：“置立簿集，鼠尾人民及工匠花名，遇有递送造作，轮次应当，周而复始。”

户等制本是“序民产高下，以差其役轻重”，但事产的信息必须及时更新，不然“夫民力不齐，大着三十年，小者十年，强弱异矣。”由于元代户口登记并非定制，鼠尾修订也仅是循吏所为，民分户等的作用大打折扣。“年深岁久不通推，贫富高低几变移”，户等制度随着年岁变迁仅成一纸空文。更遑论贪官污吏徇私舞弊，划分户等时以上户充中户、下户，致使富强之家反谋其利：“私田跨县邑，赀析其户役为数十，其等在最下，赋役常不及，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莫敢何问。”

与诸色户计相类，户等制为元代户籍制度中的组成，也是元代赋税役法的征收准则。户等制通行全国，虽有着“均赋役”的初衷，但受限于户口事产的更新迟滞，划分户等流于表面，甚至演变为助纣为虐的恶法。区别于前代，相似的制度在元成效难显，未曾实行定期户口登记是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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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定江南后，至元二十六年元官府“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时江南地区无论“居于山林畬洞，或于江湖河海舡居浮户，并赴拘该府州司县，一体抄数，毋得隐瞒”。此次对江南地区的户口普查持续至至元二十八年，不仅官府命令严苛，亦“对于诸色户计的区别是特别重视”，以致“江淮迤南，近因抄数户口，民间意谓科取差发，致生惊疑”。

严格的至元二十六年括户是元代江南的第一次户口普查，也是元代的最后一次大范围括户。在全面登记江南户口的同时，蒙元亦将北方的诸色户计和户等制推广到江南，共同构成了元代江南的户籍制度。虽有着均赋役、別贫富的初衷，但缺少了户口资产的定时更新，诸色户计和户等制逐渐流于形式，元代江南的户籍制度因其自身的缺陷滋生了赋役不均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