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绅参建生祠的目的是什么？官府为什么会认可生祠的建立？

明朝生祠遍地丛生，而且从祠祀分布密度来看，冒滥往往产生于有权、有力者。江南为人文之蔽，财富之区，有权力者较他郡为多，因而生祠冒滥。嘉靖九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熊荣上奏：“近年以来有等在官奸民，专一阿奉镇巡司府州县等官，不问贤否，一概盖立生祠堂、去思碑亭。”

万历中，长兴丁元荐说：“今之为司牧者，何人不祠?何祠不去思其碑哉？”“今世立碑之滥及矣!而去思尤甚。凡长吏以善去者，俱得屃赑穹石，其词不过乡绅不情之誉，其人不过霸儒强醵之钱，以今一统全盛，岂反逊义熙之年，所当为禁者”。传教士利玛窦亦载“盖昭事上帝之学，久已陵夷。不思小吏聊能阿好其民，已为建祠立像，布满郡县，皆是生祠；佛殿神宫，弥山徧市。岂其天主尊神，无一微坛，以礼拜敬事之乎？”

由此来看，当生祠成为彰显地方官吏德政的物质载体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地方乡绅阿谀奉承，笼络官员的手段，甚至成为地方官员沽名钓誉，虚报功绩的伎俩。诸如此类情形下的生祠建立不仅劳民伤财，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生祠的异化是明末时期的礼制乱象的表现，由此下去，朝廷将逐渐失去生祠祭祀这一重要的教化控制工具，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明中后期也是明王朝大厦将倾之期。

明代，生祠虽未纳入国家祀典，但符合民众、官府、中央的利益需求，因此介于正祀与淫祀之间的灰色地带，进而成为地方人物祠祀信仰的补充。而地方上建祠立碑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公共的表演，祠记、碑刻的历史书写其象征意义与所述观点揭示的是明代的思想主张和观念。

生祠的建立需要士民呈词，由知县、知府等地方官或抚按批准。祠主选择也更加具有包容性，主体虽以地方官员为主，但对凡卓有建树，有功一方的，无论是名士名宦，还是贩夫走卒都会为其建立生祠。祠祀场域以“祠堂”“塑像”为主，主要采用单独立祠式与合祭立祠式、附庙配飨式的祭祀方式。

对于官吏不同的惠政，生祠的选址也不尽相同。改善当地民风，施行教化的“循良”多围绕府州县学建立。而捍一方安定的“循良”，多建立在城隍庙抑或城郭的重要位置。祭祀日期未有具体规定，每月朔望或岁时祭祀，家有画像者则饮食必祭。百姓争建生祠时，既是向祠主允诺死后会得到祭祀，也希冀得到现世荫护，通过为地方官员准备一个死后归宿来留住好官。

地方建立生祠这一事件表现出了百姓参与地方祠祀的功利性。但史料记载生祠显灵的个案较少，百姓依旧不惜重金，花费大量时间为离任官员建立生祠，归根于百姓参与建立生祠的功利性大于其纪念、崇祀性。但百姓参与地方治理又有一定的局限性，表达只限于对地方治理的表达，并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