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绅参建生祠的目的是什么？官府为什么会认可生祠的建立？

明朝生祠遍地丛生，而且从祠祀分布密度来看，冒滥往往产生于有权、有力者。江南为人文之蔽，财富之区，有权力者较他郡为多，因而生祠冒滥。嘉靖九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熊荣上奏：“近年以来有等在官奸民，专一阿奉镇巡司府州县等官，不问贤否，一概盖立生祠堂、去思碑亭。”

万历中，长兴丁元荐说：“今之为司牧者，何人不祠?何祠不去思其碑哉？”“今世立碑之滥及矣!而去思尤甚。凡长吏以善去者，俱得屃赑穹石，其词不过乡绅不情之誉，其人不过霸儒强醵之钱，以今一统全盛，岂反逊义熙之年，所当为禁者”。传教士利玛窦亦载“盖昭事上帝之学，久已陵夷。不思小吏聊能阿好其民，已为建祠立像，布满郡县，皆是生祠；佛殿神宫，弥山徧市。岂其天主尊神，无一微坛，以礼拜敬事之乎？”

由此来看，当生祠成为彰显地方官吏德政的物质载体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地方乡绅阿谀奉承，笼络官员的手段，甚至成为地方官员沽名钓誉，虚报功绩的伎俩。诸如此类情形下的生祠建立不仅劳民伤财，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生祠的异化是明末时期的礼制乱象的表现，由此下去，朝廷将逐渐失去生祠祭祀这一重要的教化控制工具，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明中后期也是明王朝大厦将倾之期。

明代，生祠虽未纳入国家祀典，但符合民众、官府、中央的利益需求，因此介于正祀与淫祀之间的灰色地带，进而成为地方人物祠祀信仰的补充。而地方上建祠立碑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公共的表演，祠记、碑刻的历史书写其象征意义与所述观点揭示的是明代的思想主张和观念。

生祠的建立需要士民呈词，由知县、知府等地方官或抚按批准。祠主选择也更加具有包容性，主体虽以地方官员为主，但对凡卓有建树，有功一方的，无论是名士名宦，还是贩夫走卒都会为其建立生祠。祠祀场域以“祠堂”“塑像”为主，主要采用单独立祠式与合祭立祠式、附庙配飨式的祭祀方式。

对于官吏不同的惠政，生祠的选址也不尽相同。改善当地民风，施行教化的“循良”多围绕府州县学建立。而捍一方安定的“循良”，多建立在城隍庙抑或城郭的重要位置。祭祀日期未有具体规定，每月朔望或岁时祭祀，家有画像者则饮食必祭。百姓争建生祠时，既是向祠主允诺死后会得到祭祀，也希冀得到现世荫护，通过为地方官员准备一个死后归宿来留住好官。

地方建立生祠这一事件表现出了百姓参与地方祠祀的功利性。但史料记载生祠显灵的个案较少，百姓依旧不惜重金，花费大量时间为离任官员建立生祠，归根于百姓参与建立生祠的功利性大于其纪念、崇祀性。但百姓参与地方治理又有一定的局限性，表达只限于对地方治理的表达，并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公论。

士绅参建生祠的目的不只是对有功之官的推崇、纪念，也表达了想要参与地方治理的渴望。明王朝严格的学校和户籍制度，使地方士绅的地域归属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地方士绅则通过塑造地方共有的“生祠历史”与信仰来构建地方认同，表达他们的自我意识。

生祠记等历史书写则成为精英性的叙事作品。撰写碑记时，为了迎合、规避明王朝对建祠立碑的规定，有一套书写模式，即描述当下吏治黑暗、民不聊生，而被建生祠的官员不同流合污，一心为民，实有惠政，民甚感激，反复强调官员的德政，于是在其去任之后，百姓、士绅等多方倡建立生祠祀之。

明王朝则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实现对地方的社会控制，无形中默认了生祠作为人物祠祀存在于地方。此后，对被建生祠官员的表彰、追赠谥号、纳入乡贤、名宦祠、撰写循吏传等都表明明王朝对被建生祠官员的认可，官方期望通过在地方上树立“循吏”官员典范，以改变社会风气，维持地方社会稳定，因而达到对地方的有效治理。

从而由官方主导，地方士绅、百姓合作通力构建了生祠的“荣誉体系”。地方官惠政“与民”，百姓生祀“与公”，双方都追求这个永久性的“任用”，就像民众的支持让神灵具有了效用，民众的情感促成善政的产生一样。

百姓呈请建立生祠最初的目的即为“祈福报恩”，塑像是用来接受百姓的供奉和回应祈祷的，百姓内心深处的追求是祈求显灵。百姓借用生祠评价官员的地方治理，因而在区域之间形成社会舆论；地方士绅、生员、名人在建立生祠的过程之中通过捐资、撰写碑记等来构建地方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地方认同”，得到地方知识精英的倡导、引领后，与生祠相关的“社会舆论”进一步增强。

事实上，生祠之中地方官的合法权力来自公众的认可。寺庙之中，“灵应”随着公众的参与和捐赠的增加而增长类似。生祠是宋明以来兴起的一种士民互动的宗教形式。至明，生祠在地方社会作为百姓、士绅参与地方治理、政策选择的重要工具，在基层构建了士民之间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独立于皇权。

同时，被地方知识精英发现可以用来实现“寓封建于郡县”的操作。但是自生祠异化后，其本义日益消逝，所构建的荣誉体系也在崩溃的边缘，其作为各个阶层参与地方的功能也逐渐丧失。明中后期，并非所建生祠都是“谄媚权贵”的工具，一些生祠虽然依旧是地方民意的表达，但已得不到百姓、士绅、官方的认可，生祠作为参与地方治理的媒介功用也就理所当然的的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