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宪宗时期，蒙哥继承拖雷家族共有人户的管理机构

《元史·地理志》载：“河中府，元宪宗在潜，置河解万户府，领河、解二州”。这条记载显然与旭烈兀的民户有关，河、解指金河东南路的河中府和解州。

“在潜”就是蒙哥1251年即汗位前，他还是一位诸王，所置河解万户府不会是大汗任命的地方军政官府，应是他继承拖雷家族共有人户的管理机构。至元八年（1271）以前，解州原属河中府，两地本为一体。

《伯德碑》说管理隶属旭烈兀民赋的总管府“附治解州”，可见其与河解万户府同在一地，同是“附治”在河中府境内，性质接近，应是同一机构。人户原是拖雷俘掠所得，后由寡妻和长子蒙哥继承管理。蒙哥即位，“大封同姓”，实际是拖雷家族内部的再分配，忽必烈分得关中民户，旭烈兀分得河中、陕右民赋。

民赋管理机构冠名河解，说明他的民户主要在河中，可能少数扩及陕右的东部，如前所述，太宗二年庚寅（1230），拖雷、蒙哥从窝阔台拔天成等堡，三年辛卯春二月再克河中数处城邑，皆属河中府。而拔天胜寨及韩城、蒲城，掳俘涉及陕右东部同州、华州少数地区。而忽必烈所得，则应是拖雷次年横扫关中，西抵凤翔所得，京兆府路大部人户应归忽必烈所有。

前引《伯德碑》称“河东、陕右民赋之隶王者，以重合剌总管之”，松田孝一据旭烈兀派遣帐下伯德那为副总管的话判断。这些民赋收入是属于旭烈兀的权益。如果这两位总管“附治解州”的衙门就是宪宗在潜所领的河解万户府，那就说明衙门的主管这时还是家族的代表长子蒙哥，旭烈兀只不过举荐了帐下伯德那为副总管。而作为解州衙门的河解万户府早已存在，并非旭烈兀所设。

《伯德碑》提到的辛亥（1251）春发生的毒酒事件，松田氏认为“旭烈兀的司法权所主的长安到是包括在京兆八州十二县之内的，而这些地区一二五三年已赐给忽必烈作为封地了。”而《伯德碑》载：伯德那在癸丑年（1253）前往西域贡职，旭烈兀还任命他代重合剌总管，“可见河东、陕右的权益仍然被旭烈兀保持着”。此后伯德那任职到至元庚午，也就是至元七年（1270）才告老卸职，进而松田氏认为旭烈兀对于这些地区的权益一直持续到一二七〇年。因此，松田氏产生疑惑，认为忽必烈和旭必烈的领地有重叠的问题。

事实上，诚如松田氏所说：“旭烈兀西征和忽必烈南征是在1252年七月同时决定的”，分赐给忽必烈和旭烈兀京兆或河东、陕右地区，也一定是在他们“出发之际赐予的”。并非时间有先有后，更没有将旭烈兀领地再分赐给忽必烈。其二，前已说明，彰德是旭烈兀领地，其余是领民，民户所在地并非他的领地，并无领地冲突、重叠的问题。即使他们的民户确有所在地相互重叠现象，都与当地的统治权无关。因此，在忽必烈“受京兆分地后”，旭烈兀的权益不止可延至1270年，甚至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