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宗王附属机构对非势力范围地区的干预方式是什么？

在元代分封制的运作过程中，宗王不仅满足于对自己所控制地域内的事务管理，而且想方设法干涉其他地区内的各项事务，本章便是以此为出发点，探究元代宗王及其附属机构对非势力范围事务的干预。

学术界在研究元代诸王对地方施加的影响时，往往着眼于其势力范围内，即兀鲁思封地、五户丝食邑、宗王镇所、投下私属部民、朝廷拨赐，而对于本章研究的问题涉及甚少。而实际上，有元一代，宗王及其附属机构对非势力范围地区的干涉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单独讨论。本文通过研究宗王干涉非势力范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为元代分封制度优缺点和实际运作情况、宗王与朝廷和地方的关系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完善前人研究的欠缺之处，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元代宗王附属机构对于非势力范围的司法干预，可通过有关碑刻史料，加以探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灵岩寺执照碑》拓片，此碑体现了晋王内史府对地方司法案件的干预，对于原告和被告的处理上，此案件有宗王势力的参与，以致出现了司法上的问题。

延祐二年（1315）三月初一，内史府官员李忠显携带圣旨前来，“开读讫，除钦遵外”，命令灵岩寺僧人将九曲峪的土地“吐退”，在被拒绝后，李忠显去往长清县，“令本县官司行发信牌，将思让等勾扰不安，告乞施行”，于是便有了碑文开头灵岩寺僧人当官告称：“累累被前煽炼人等，于本寺山场内搔扰不安，诚恐已后引惹事端，告乞施行”。关于信牌的执行者究竟是谁，还是有争议的，业师杜立晖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元代信牌使用人员庞杂，凡是纳入元朝官府管理的官吏、衙役、公使人、差役等人员，都有权使用信牌。

船田善之先生认为信牌便是县政府直接发放给内史府使臣李忠显的，李忠显便为信牌的直接使用者，但灵岩寺执照碑行文简洁，并没有直接说明此事，另外一个可能便是此信牌是在李忠显的授意下，由长清县发放，再由地方官吏凭此勾唤僧人的，毕竟信牌的使用者从《元典章》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多为“差官并随衙门勾当人曳剌、祗候人等”，甚至部分里正、主首等差役也有信牌的使用权，而且从碑文内容看，为“道罢，本官前去长清县，令本县官司行发信牌，将思让等勾扰不安，告乞施行”，其中“本官”即为李忠显，李忠显命令县司发放信牌，骚扰僧人。

无论如何，信牌的接收者是没有疑问的，便是灵岩寺僧人，又由此引发了疑问，也就是说前期灵岩寺莫名其妙处在了一种接受信牌的“被告”地位，而碑刻却没有记载内史府状告灵岩寺的事情，只是使臣在宣读完圣旨后提出了让灵岩寺“吐退”矿冶的要求，之后便是指使县官府发放信牌。若内史府的诉求合法，完全是可以按照正常的司法手续状告灵岩寺的，而非不经手续便直接判断灵岩寺“侵占”其矿冶，再进行发放信牌的流程，这也说明了内史府的要求“吐退”的行径本身是无理的，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手续进行，而是通过直接干预县官府发放信牌的方式妄图暗地里达成目的。

另外，案件后期经过灵岩寺僧人状告后，内史府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被告的地位的，但县官府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传唤内史府相关人员，换言之就是说此案件并没有记载司法手续中对被告进行的勾唤，无论在县级官府还是行省级官府都未出现内史府作为被告的身影，直到中书兵部判决时，才“照勘”知会内史府，以此可看出宗王附属势力在地方上的强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