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市对希腊化时代各王朝国王的崇拜体现在什么地方？

东方君主崇拜的影响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对于相关节日的庆祝仪式也体现出埃及传统的深厚影响。

托勒密王朝时期国王参与的宗教仪式主要通过浮雕和铭文的方式保留下来，可以发现，虽然当时举办的一些重大活动、节日等仍有一些是希腊传统形式的，但是更多的则还是体现了古埃及王朝的特色，如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胜利节日”和“神圣隼鹰的选择和加冕节日”。

记载“胜利节日”的铭文文献包括两部分:神圣戏剧和戴翼的太阳圆盘传说。神圣戏剧由一系列仪式构成，是一个完全以庆祝国王荷鲁斯胜利为核心的宗教仪式。戴翼的太阳圆盘传说主要讲述荷鲁斯与塞特之间的战斗，强调荷鲁斯是埃及的神，他可以保护国王战无不胜。

“胜利节日”既有具体的仪式表演活动，也有关于仪式活动内涵的详细阐述，宗旨是以古埃及传统形式庆祝国王对敌人的胜利。“神圣隼鹰的选择和加冕节日"是托勒密王朝时期举行的具有古埃及传统的又一重要节日，是国王每年纪念其加冕仪式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认为在整个节日期间，神圣隼鹰、国王和荷鲁斯合为一体，节日是庆祝正在统治的国王的加冕仪式每年的更新。可以看出，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时期，许多埃及传统神灵(如:荷鲁斯)在当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

由此可见，虽然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们来自希腊世界，但是出于巩固统治、保证王国稳定的需要，他们很快便接受了埃及的“神圣王权”和“君权神授”观念，并且积极将这种观念运用到实践中，这促进了托勒密王朝在埃及本土环境中重新定义希腊传统，为希腊化世界新宗教元素的差异整合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通过对埃及法老崇拜的模仿，托勒密王朝很快便形成了一套有自己特色的统治者崇拜的模式。当然，其他希腊化国家的君主崇拜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东方君主崇拜的影响。

希腊城市的推动

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陷入城邦争霸的混战以及马其顿的军事征服，人们普遍对现实感到迷茫、困惑与失落，甚至对希腊众神也感到失望，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信地认为传统的希腊众神可以为他们提供保护。

人们迫切希望可以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救星”来改变这种现状，而此时，希腊化时代各王朝的国王们吸引了希腊城市的目光。因此，希腊化时代统治者崇拜的最初阶段，对在世君主的崇拜往往并不是统治者本人的宣传和主张，而通常是由真正或潜在的受益者即希腊城市宣布的。

希腊化时代，众多希腊城市都生活在伟大国王的统治之下，那时的城市需要国王不断的保护与帮助。国王可以保护他们免遭敌人侵犯，为他们恢复自由或在饥荒和贫困时提供援助。国王也为城市提供谷物，建造剧院、体育馆、门廊和城墙，并且在这些门廊和城墙开始坍塌时进行修理，提供造船用的木材、减税、资助艺术竞赛、捐赠节日和宗教活动等。

“随着国王们声望和权力的不断加强，人们不禁对国王产生一种神秘感与敬畏感。因此，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希腊化时代整个希腊世界都在建立对新统治者的崇拜，这是他们表达敬畏、感激之情的方式，就像小亚细亚崇拜亚历山大一样。诸国王被视为“施恩者”，出于对国王帮助、馈赠的感激，城市通过颁布法令称赞国王是和平的使者、城市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并为其建立神一般的崇拜。

统治者崇拜是城邦为了与君主建立密切关系而使用的一种工具，直接表达了他们对过去国王帮助的感激和对未来恩惠的期许。相关法令表明崇拜是对国王神性成就和服务的认可。这一观点在岛屿联盟的一项法令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由于托勒密•索特个人所作的贡献，岛屿是第一个授予他神一般的荣誉的人。”可以说，希腊化时代的国王是因为他们的成就和恩惠才获得希腊城市授予的神圣荣誉。这也可以从希腊城市授予国王的荣誉名称中看出来：“救主”，又称“索特”，被授予独眼安提柯和围城者德米特里，托勒密一世，安条克一世，安提柯·贡那特，阿塔洛斯一世，阿查奥斯，腓力五世，欧迈尼斯一世，塞琉古三世，托勒密九世和克列奥帕特拉等；神选者，又称“埃皮芬尼斯”被授予安条克四世；“胜利者”，又称“卡利尼科斯”被授予塞琉古二世和密特拉达梯一世。

在这些称呼中，“索特”和“埃皮芬尼斯”是对众多神明所使用的，而“卡利尼科斯”则是赫拉克勒斯的常用称号。这表明，此时国王与神基本处于同等地位。“使国王与神处于同一水平的是他们所提供的保护。”这一观点在帕加马的警甸中得到了明确表达，并写在萨蒂尔雕像的底座上。这座雕像是由阿塔洛斯舰队的一位海军上将狄俄尼索多罗斯献给狄俄尼索斯和国王阿塔洛斯一世的，这种对神和国王的共同奉献在希腊化时代并不罕见。在雕像的最后一行，奉献者表达了他的期望：愿你们两个都照顾奉献者。在这里，国王和神不仅是狄俄尼索多罗斯的共同保护者，同时也是奉献的共同接受者。由此可见，为城邦提供保护是国王获得神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希腊化时代的国王们在“照顾”希腊城市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城市像对待神一样的崇拜荣誉。

卡桑德唯一为人所知的崇拜是作为卡桑德雷亚的创始人，在普里恩、萨莫色雷斯岛和卡桑德雷亚都有对利西马库斯的类似崇拜，这些崇拜都建立于公元前3世纪80年代。伊利昂在塞琉古一世有生之年一直崇拜他，可能是为了感谢他从利西马库斯那里把它们解放出来，塞疏古也在厄里色莱，科罗丰和马安德河岸的马格尼西亚受到类似崇拜。爱琴海岛屿城邦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公元前304年，德米特里围攻罗德岛战役失败后，该城市以“救主”的名义为它的保护人托勒密一世建立了崇拜，后来又加上了对托勒密王后贝列尼克的崇拜。

公元前287/286年，岛屿联盟在提洛岛为托勒密一世建立崇拜，庆祝德米特里被驱逐出爱琴海；而就在二十年前，即公元前306年，同一个联盟曾选择同一个岛屿为德米特里本人建立了一个崇拜节日。岛民还在托勒密二世有生之年为其建立崇拜，但其背景尚不清楚。由此可见，希腊城市对于统治者的崇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环境变化时，这种崇拜有可能被推翻或重建，即从对一个国王的崇拜转移到对另一个国王的崇拜，只有统治者对其有利，他们才会出于“感激”为其建立崇拜并授予其神圣荣誉。

希腊城市对希腊化时代各王朝国王的崇拜体现的是人们对一种能够影响其城邦生活的无上权威表现出的恐惧或感激。一方面，各城邦对于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绝对力量表示恐惧和担忧，为了自身的生存和保持城邦自由，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讨好国王，以求得庇护。

另一方面，对于国王提供的帮助和馈赠，各城邦又感受到了极大的便利，出于对国王提供保护和捐赠的感激，各城邦选择主动给与国王神一样的崇拜荣誉，以此来激励国王们继续充当城市的“保护神”，维护其美好形象。希腊法令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所谓的“劝诫公式”，通常表现为:一个城市在公共场合尊敬捐赠者，以表达其感激之情，从而鼓励其他人以同样有益的方式行事。”

城邦和赞助者之间以同样微妙的谈判策略进行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城邦在对国王的崇拜中采取主动。为了鼓励皇室对其宽容，这些城市自己接受了低等、弱小和贫困的形象，建立了君主至高无上和无限权威的形象。这种戏剧性的对比在许多方面构成希腊化国王个人英雄主义抱负和希腊城市和平愿望之间微妙权力平衡的基础。由此看来，各希腊城邦对干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出现的巨大变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应对策略，即通过主动授予国王神圣荣誉来保证自身利益，争取城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