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诸家私史对杨廷和的总体评价如何？什么是遗民史学？

关于正德末年杨氏之几于坐视，唐枢《国琛集》早有提及，然论者态度与此截然不同。唐枢其意乃是突出其定策之功而非扬其正德坐视之过。

尹守衡却认为功过不能相抵，皆须明白直录。嘉隆万诸家之论或因论者与杨氏有渊源，或推重杨氏士气臣节，体其内阁首辅之难，多有含糊其失之处，而尹氏却直言不讳，并无虚文，这或因其所处之世已距杨氏久远，或因其未居高位不知庙堂之风谲云诡。将尹氏之传与何乔远所作杨氏传对比，就可以看出二人对史事与人物的理解建构上的差别。

另外，在《杨廷和传》中，尹氏只是叙述其仕宦经历，未有一字言及杨氏品行，这与他书有所不同，尹氏所本的即就事论事，轻私德而重事功，如钱茂伟言“理学味淡”。虽然某些史料未及考证，但是，尹氏之记事论人实非一般私史可比，张萱称赞其书曰：“分途别类，名义罔紊，阐幽摄显，论赞悉精，可谓括伦鉴之要，深坟素之情者矣。”

尹氏所撰《杨廷和传》较之《名山藏》等作，叙事较为简略，史料撫摘得当。杨氏之传与费宏等传互为补充，无冗复之言；其文颇有历史文学之义，对于史事有自己的建构认识，如杨慎闭门拒璁萼之事，他书罕见之；尹氏所发议论多处于己见，是综合考衡自己所掌握的史料的情况下的议论，可谓“不袭于谀墓之辞，不逐于群吠之犬”。

晚明史家对于杨廷和的书写评价有抛弃两极话语而自我建构的特点，《双溪杂记》中的某些负面话语虽然仍在流播，但是诸家文本中关于杨氏的负面话语大为减少，杨氏的基本功绩得到了普遍认可，王琼的《双溪杂记》和以杨志仁《行状》为主的家史在舆论中都已经不具有绝对的可信力。对两种话语的辩证既是史家在时间因素下自我反思、求真求实的结果，是历史文本和历史人物自然的历史化过程，也与国史的不容私拟密切相关。

随着明实录的流出，杨氏在嘉靖时期“议礼罪魁”的身份被逐渐突显，杨志仁、赵贞吉、王世贞等人对杨氏的正名并没有被天崇史家广泛认可，在实录流出后，原有的以家史为基础建构的关于杨氏的主流舆论基本被官方文献的绝对权威所取代，诸家私史转而依托官方文献对杨氏进行了记叙议论。

也就是说，天崇时期的舆论有回归嘉靖时期话语的倾向，但是，这与王琼之说在嘉靖时期的流播并没有同一性，前者是在皇帝忌讳下的“放泼无忌”，而后者是在实录依托下追求客观书写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