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史学”为背景，不同时期史学家对杨廷和形象论述的变化

遗民史学因为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本身没有修史方面的诸多限制，除了涉及后金和清朝的地方，他们大都可以直抒胸臆，纵横议论。

因为遗民本身对于明王朝有着复杂的情感，导致遗民史作中对于明王朝的某些记载亦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感情的倾向与史学的直录要求相矛盾，故而遗民在书写评价杨氏与世宗时褒贬不一。谈迁直言世宗时期国初醇厚之风已然无存，批判其信方术好长生。查继佐以“尊君”为要，仍承袭范守己论世宗的“奇谟六、伟烈四、独行五”的说法。此时期史学外部生态的影响并不明显，主要是遗民情结在史学中的表现，遗民情感在明史中的突显使得杨廷和的形象在君臣大伦前再度纷纭。

杨廷和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关注度不同，其整体评价，特别是议礼事件中的形象也有差异。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因为历史文本本身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变化、史家主体的变化、舆论主流的变化，这都可以归结为史学生态的变化。可以看到，官方的舆论、官方的文献、家史的建构、私史的主题、史家的个体认知、不同话语的惯性等因素对于杨廷和形象变化的影响。

不同时期的书写者对于杨氏形象都有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这其中有当世文化、舆论主流等外在因素的渗透，也包括个体本身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也就是其对于议礼中君臣是非的理解。这中间有其相互作用、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需要将其置于史学生态这一体系中进行考量，由此，不同时期的不同个体对于杨廷和的建构才更加透彻清晰。

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评价？瞿林东先生明确指出四点，一是见识上的高下，二是资料上的丰寡，三是判断的当否，四是爱憎标准的不同。张耕华先生也曾指出，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有史事与标准两个维度组成的。

由此，历史人物的书写与评价涉及主客两大方面，一是主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历史人物的道德与事功，二是客体的选择，也就是评价者的史实判断和价值选择。主体的实际作为是后世进行书写评价的根本，是史学求真求实的基础与要求。

关于历史人物的作为的评价，在中国古代史学的人物评价中存在着道德和事功两个层面的标准，程朱以来，理学化成为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向，“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成为良史的标准。晚明时，叙事考信的史学传统开始回归，理学化史学受到了批判，事功标准成为史家臧否人物的重要参考，当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道德评判也没有退出史学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