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史学”为背景，不同时期史学家对杨廷和形象论述的变化

遗民史学因为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本身没有修史方面的诸多限制，除了涉及后金和清朝的地方，他们大都可以直抒胸臆，纵横议论。

因为遗民本身对于明王朝有着复杂的情感，导致遗民史作中对于明王朝的某些记载亦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感情的倾向与史学的直录要求相矛盾，故而遗民在书写评价杨氏与世宗时褒贬不一。谈迁直言世宗时期国初醇厚之风已然无存，批判其信方术好长生。查继佐以“尊君”为要，仍承袭范守己论世宗的“奇谟六、伟烈四、独行五”的说法。此时期史学外部生态的影响并不明显，主要是遗民情结在史学中的表现，遗民情感在明史中的突显使得杨廷和的形象在君臣大伦前再度纷纭。

杨廷和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关注度不同，其整体评价，特别是议礼事件中的形象也有差异。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因为历史文本本身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变化、史家主体的变化、舆论主流的变化，这都可以归结为史学生态的变化。可以看到，官方的舆论、官方的文献、家史的建构、私史的主题、史家的个体认知、不同话语的惯性等因素对于杨廷和形象变化的影响。

不同时期的书写者对于杨氏形象都有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这其中有当世文化、舆论主流等外在因素的渗透，也包括个体本身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也就是其对于议礼中君臣是非的理解。这中间有其相互作用、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需要将其置于史学生态这一体系中进行考量，由此，不同时期的不同个体对于杨廷和的建构才更加透彻清晰。

历史人物书写与评价书论历史人物的影响因素

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评价？瞿林东先生明确指出四点，一是见识上的高下，二是资料上的丰寡，三是判断的当否，四是爱憎标准的不同。张耕华先生也曾指出，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有史事与标准两个维度组成的。

由此，历史人物的书写与评价涉及主客两大方面，一是主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历史人物的道德与事功，二是客体的选择，也就是评价者的史实判断和价值选择。主体的实际作为是后世进行书写评价的根本，是史学求真求实的基础与要求。

关于历史人物的作为的评价，在中国古代史学的人物评价中存在着道德和事功两个层面的标准，程朱以来，理学化成为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向，“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成为良史的标准。晚明时，叙事考信的史学传统开始回归，理学化史学受到了批判，事功标准成为史家臧否人物的重要参考，当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道德评判也没有退出史学视野。

事功问题虽然处于事实层面的探讨，但其存在一定的考证难度。以杨廷和为例，关于他的基本史事的记载便有诸多版本，甲是乙非，造成一些史事颇说不清，而其不同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人物关系、舆论环境等密切相关，这使得考证难度较大。

尽管区分文本的事实价值与其背后的价值取向较难，但这种区分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关注到文本之外的东西，才能得到更为全面、合理的解释。以杨廷和票拟复宁王护卫为例，不仅要考察正史、私史的本纪、杨廷和传记，还有费宏、梁储、王琼等人的传记，也需要分析当时的票拟制度、廷试制度、内阁运行等。

事实认定是历史书写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要评价历史人物，对其一生性质加以判断，则要进行功过是非论定，这需要客体确定评价的标准。至于对历史人物行为的道德判断则是给史事赋予伦理和价值上的意义，也要落脚到标准问题上。

在评价标准方面，特别需要做到“知人论世”。无论是历史人物的作为，还是后世史家的评论，都具有历史性。每种话语都有具体的“语境”，包含特定的主体认知、群体认同。史家的标准构成从不单受史事考据认定的影响，还有自身主观的认知和现实因素的渗入。

价值标准的选择首先是评价者个体的价值观、道德观，这与个人的学识、经历密不可分，也不能排除个人主观好恶的因素，特别是明中后期以来思想文化的多元，价值标准可谓因人而异；其次，时代文化与舆论环境对于标准选择的影响，一般个体是不能不受到群体价值的影响的；再者，官方标准的影响。历史从不可能独立于之外任自发展，历史书写在某些时期受因素影响极大，并且有的会随形势而变化，特别是帝王将相的书写，一般的私史著作都会依附于官方的记录和论断；另外，前人的评价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后来史家的标准选择。

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主体层面是历史人物的实际作为，属于事实性的；而客体层面是标准的选择，牵及个人价值观、舆论背景、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属于意识性的。两个层面在人物评价中的主次地位也是因时而异。故而，历史人物的书写与评价是评价者主体价值取向与现实影响因素交融互动而之于文本的复杂过程，即使是严肃的历史书写也不能完全摆脱内外因素给史家的书写过程带来的干扰。

从杨廷和的书写评价史来看，内外因素在共同发挥着作用，并因不同时期的不同身份的史家出现了文本各异、纷杂不定的情况，各种因素对于杨廷和评价的影响都展现的淋漓尽致。王琼、张璁、桂萼、王邦奇等人因与杨氏有恩怨嫌隙，不免隐其功而夸其罪，以之为元恶；而乔宇、熊过、张邦奇等人或是同僚好友，或为门生乡谊，难免隐讳其过而张其劳。如此情况，更要求研究者发掘和分辨文本中的历史事实与价值倾向，不仅要对相关史事之于当时的意义进行评判，而且要史学史的角度对不同史家的评价进行梳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