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私史的生存环境如何？谈迁对私史问题有什么见解？

就史家主体之于著史而言，欲成一代之良史，史家之三长尤为重要。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在明代备受关注，研究《史通》在明代成为了一门学问，明代学者对于《史通》评论指导史书编纂的理论给予了充分肯定，“史家三长”说被许多学者所认可。项德桢《永陵信史题辞》有言：“士非三长无与史矣。”然有明一代，虽鲜名家，却史作频出，其于三长皆具焉？恐实难称也。明之野史愈繁盛愈加得见史之得失，由是便愈叹三长之才难遇。

在许多明人的当代史著作的序言中都有对于前人史作的批评，指出前作之不足，以明己作之高标优长，其中虽不免有尊己卑人、自恃为高的意思，但是，其中可以窥见明人私史中存在的问题。这些评论有从体裁体例出发者，如薛应族言：“迩来见《通纪》仿编年而芜鄙，《吾学》效纪传而断落。”亦有从史料取舍、内容繁简方面议论者，如范守己《肃皇外史·自序》对《通纪》《鸿猷录》等书的一一批点。陈（建）、郑（晓）、薛（应族）、高（岱）之作于明之私史中可谓有名者，其作尚且如此，则平庸之作更难入目。

谈迁对明代的私史问题颇有认识，其言到：“今之史，拘忌文法，拄枝耳目，盲之诬，淑之短，赤之俗，明作者非一人，繁简予夺之间，失得相半。”张岱于《石匮书·自序》中论撰史，以王世贞才学鸿硕，盛名朝野，其留心于国史多年，竟未成昭代之史，宋之苏轼得司马迁之意而不志于史，后人更难有得太史公之真意者，故发出“嗟嗟！东坡且犹不肯作，则后之作者亦难乎其人矣”的感叹。

如此之种种，皆可见实不易作。有心为昭代书史者，无不历数年寒暑，多方搜求，几加删改，呕心沥血。何乔远之《名山藏》“编摩数十年，遂告成事”；尹守衡作《皇明史窃》“寒来暑往，不问俗事”，近三十年而成；谈迁六易《国榷》书稿，经书稿失窃，前后已有三十年之功；张岱作《石匮书》历二十七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查继佐之作《罪惟录》历二十九年，“手草易数十次”。

黄汝亨在为焦竑《国朝献征录》所作《序》中言：“彼寥俊野老，目不窥金匮石室之藏，而一方一技之士，井底窥观，欲其讨国典，蔥家乘，采稗官，樵说林，稽故实，精鉴裁，以勒成一代全史，不亦难乎？”万历年间，大学士陈于陛请开馆修史，神宗命内阁与礼部集议，定员开馆、搜求资料、誊抄实录，一时盛事，终是未成，举朝廷之力尚难为之，时人欲以一人之力成一代之史，何其难也。

若要考察历史人物形象的变化，只关注史学文本内在的叙述书写与评价不免过于浅显，需要把不同时期不同文本所呈现出的不同人物形象置于当时的史学生态中去考量。这里不仅是对形象变化进行对比梳理，而且要对不同作者的建构理路进行分析，在人物形象之外寻找作者个人与时代给予历史人物和文本的影响痕迹。不同文本中杨廷和的形象变化的过程是不同时期史学生态之于文本与这一历史人物的结果，也是史学生态对于私史影响变化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