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私史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对杨廷和形象的建构

后学出于明中后期史作的大量出现的整体性分析而作出的繁盛之论断不无后人盲目乐观的嫌疑，缺乏对私史著作过程的细致考察。

明代中后期私修国史的史家其实仍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与考验，一是明朝官方的史禁，二是官方记录权威不容私议，三是材料搜求考订不易。

首先，关于明代的史禁问题，因为明代本无明文禁止撰史，且史禁活动较少，学者多以其远逊于满清，反以之为私史发展之有利条件。如果从明清两朝的史禁文网对比而言，这种观点诚然可以，但是，若是就明代史学的自身发展发展历程来看，史禁对史学的多元与深度发展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明代原本确无明文禁止私人修史，然明代官方对于私人撰史的许可仍然有限，特别是国史修撰，自有春坊翰林，不容草野轻为。

隆庆五年（1571），工科给事中李贵和认为陈建犯了“自用自专之罪”，《皇明资治通纪》因此被穆宗下令毁版禁绝。“自用自专之罪”一条，其含义本模糊广泛，不足为据，而李贵和言陈建著书一是越职僭拟，二是荧惑众听，穆宗深以为是，在礼部请毁版后，穆宗仍谕令史馆不得采用，用意明显是要保证朝廷史馆的绝对权威，完全否定私人修国史的行为，即使其作有可圈可点之处，也不能采草野之笔入昭代之史。

万历三十年（1602），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劾李贽，得神宗禁旨。这次史禁的结果不仅将李贽之书尽行烧毁，而且使得李贽本人死于狱中，这位“说法教主”的结局正是明代史禁的直接见证。天启、崇祯时期，官方对于民间私史的态度进一步收紧，许崇熙等皆因私撰国史而获罪。

如杨艳秋所言：“相对于清代的秋荼密网，明代的这些史禁似乎还属宽容，但是这种现象已经说明政权对史学的控制的极端强化。”谈迁《国榷•序》中言：“千载上腐刑余波，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郑晓弃稿于火，后虽补写完成，但其临终前仍惧书祸及后人，何乔远著史唤《名山藏》，尹守衡之作称《明史窃》，其他如邓元锡《皇明书》等私撰国史之作皆是于作者身后刊刻，皆是因惧其书为当朝忌讳，引火上身，可见史禁之威。

再者，在专制权力的统摄下，明代官方记录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拥有国史地位的实录所定之论，不许个人置可否。在明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把《明实录》视作“国史”，如沈德符言：“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