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议礼罪魁”的罪名舆论加深，何乔远《名山藏》论杨廷和

《三朝要典》之于杨廷和“议礼罪魁”形象的再兴影响较大，主要原因《三朝要典》与《明伦大典》关系密切，在《要典》受《大典》的影响颇多。

关于此点，刘梦月在《嘉靖《明伦大典）的编纂与流传》中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她指出《三朝要典》的体例、丑化反对者等方面皆是借鉴《明伦大典》而来。特别是关于杨氏等人的罪名问题，《要典》的编纂者为了彻底丑化东林党人，他们不加甄别地照搬《大典》关于杨廷和等人的批判，例如贪定策之功、欺冲龄之主、失人臣之礼、坏君臣父子之纲常等等。

《明伦大典》在颁布近百年后因党争而再度受到关注，并且被从党争角度去理解，杨廷和在嘉靖初年的罪名以世宗钦定而被再度提起，甚至连隆庆初年对杨氏名誉的恢复也被忽略。杨氏“议礼罪魁”罪名因受政治斗争而被官方舆论再度强化，贤愚无定，随时而转，此足为典型。

万历中后期，实录逐渐流出，明人在著史时已经可以参照实录，实录作为国史，本身具有绝对的权威，私家史学在参照时不免出现史家偏信实录的情况。时人朱国祯言：“我朝国史所定必由宸断，尤为郑重，若天之星辰，地之河岳，斯固无容拟议。”

由此，在私家史学接触到实录后，不免会承袭官方实录的态度和观点。比如，在此时期的私史著作中大都记录了杨氏引致仕都御史林俊为援、出张璁为南京主事与杨一清和石瑶肯定张瑰《大礼或问》的评论，杨氏议礼形象的负面性不断得到加强。杨廷和议礼事作为曾经的庙堂忌讳，天崇私史在叙述时不仅承袭实录及《明伦大典》的记载，而且言辞较为简洁，特别是杨廷和等人的奏疏等与世宗不合者。

比如，朱国祯所撰的《皇明史概》中对于“大礼议”过程的记载便极为简略。如世宗即位后初次提出议礼，只记“礼部会拟兴献王典礼，上以事体重大，令再议”。世宗生母入宫仪驾，只“母妃将至，御批用母后仪驾，大明中门入”一语而过。对于嘉靖元年（1522）世宗先考孝宗事，朱国祯仅在“清宁宫后三小室灾”一条标注“杨廷和等因疏谏皇称，报以慈寿皇太后懿旨，然不复，再催，定考孝宗矣”。

对于这些议礼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间相关官员具体的主张、君臣意见的交锋等都未及一字。又如刘振参实录而作的《识大录》，其在嘉靖三年（1524）春杨廷和致仕以前凡实录所记谕内阁处，刘振皆称“杨廷和人等”，凡实录言杨廷和等执奏，刘振俱称“杨廷和”，是以首辅杨廷和代内阁，极为突出杨廷和“制挟君父”、“失人臣之礼、坏父子之伦”的形象。至于群臣念孝宗之德而群情不回的情况并没有在诸家文本中显露，这与隆万时期关于杨氏议礼的重构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