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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和传》:何乔远对杨氏的评价,就“礼议”事件对世宗的评价

人文历史佚名2023-02-16

何乔远对世宗的评价基本是承袭《明世宗实录》及范守己等人的论赞而来,称世宗为“中兴之主”,并突出其英断独治的风格。

“如此,其对于“大礼议”的观点亦必然承隆万之说,以称世宗之孝为题眼。在《开圣记》中,何乔远对“大礼议”发表了观点,他的看法与徐学谟相似。 何乔远首先点明议礼群臣多曾历弘治之政,故思孝宗德政,而张璁等人未曾为孝宗之臣,故能体察世宗的孝心。

其次,议礼诸臣泥于汉宋故事,未能觉形势之异不能折中,意气相激,排斥异己,以臣子抗衡于君父。而张桂等人固然有阿谀邀宠之诟,但其论确当,“大礼议”实乃“明天子之制作,大圣人之孝思”。虽说此论颇似徐学谟之言,但笔者认为应当出于何氏心思独具,其在《臣林记•弘治臣一》曾言“臣读弘治间事,令人恨不当其时。君臣鱼水,可谓盛矣。若是而不思佐明主,则非人也”。

此则可以理解群臣上念孝昭的感情倾向。何氏又亲历国本之争诸事自然能够体会臣执己见与君相左而不回的境遇。故而能发此议。值得注意的是何乔远对于张桂等议礼新贵的态度。何乔远则在《张孚敬传》下附“以大礼贵者其人,黄宗明、黄绾、霍韬、方献夫、桂萼、席书、熊浃”。何乔远的对议礼新贵的评价从君臣角度出发,并且对有关的事功进行了肯定,并没有过于突显希言邀宠的意味。如其论张璁曰:“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岂不赫然名臣哉。

从《杨廷和传》的撰写来看,何乔远对于杨氏在正德、嘉靖两朝的功绩还是颇为肯定的,其所展现的是一位君子正臣的形象,对于世人误解杨氏的种种说辞亦全然未采。而关于其议礼之失,何氏在传文中仅以封还、执奏片言带过而已,这与《行状》和《墓祠碑》的处理方法是相同的。另外,传记末尾有何乔远评论,内容基本也是围绕杨氏议礼事而来。

何乔远援引了赵贞吉的解释理路,以“命”、“遇”、“时”之辞为解,正如怡有在工“草中的分析,此话本就复杂难理,而何氏并未提赵贞吉之释辞,不免给人以自我揣摩的空间。其又论杨氏言及受遗诏而泪簌簌,亦不知何解,不知杨氏落泪是以感武宗倚重之恩还是自叹己前后际遇之悬殊。所谓杨氏自喜者,则是以杨氏专权承断三十七日,其处置各方虽有武宗遗诏与太后懿旨为名,实则以内阁首辅而处国家非常之时也,此史书罕见者。

后又引徐学谟之论”,再论杨氏等议礼诸臣意气相激,非元臣是幼君之义,此不免有恃定策元功而党同一气的嫌疑,诸臣乞休而去以致于邪佞之辈进用,士风浇漓,此皆杨廷和辈之误也,也就是认为杨氏等诸臣在议礼事上处置不当,礼仪迁延,恩怨报复,君臣离心,后来种种皆君子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