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传》：何乔远对杨氏的评价，就“礼议”事件对世宗的评价

何乔远对世宗的评价基本是承袭《明世宗实录》及范守己等人的论赞而来，称世宗为“中兴之主”，并突出其英断独治的风格。

“如此，其对于“大礼议”的观点亦必然承隆万之说，以称世宗之孝为题眼。在《开圣记》中，何乔远对“大礼议”发表了观点，他的看法与徐学谟相似。 何乔远首先点明议礼群臣多曾历弘治之政，故思孝宗德政，而张璁等人未曾为孝宗之臣，故能体察世宗的孝心。

其次，议礼诸臣泥于汉宋故事，未能觉形势之异，不能折中，意气相激，排斥异己，以臣子抗衡于君父。而张桂等人固然有阿谀邀宠之诟，但其论确当，“大礼议”实乃“明天子之制作，大圣人之孝思”。虽说此论颇似徐学谟之言，但笔者认为应当出于何氏心思独具，其在《臣林记•弘治臣一》曾言“臣读弘治间事，令人恨不当其时。君臣鱼水，可谓盛矣。若是而不思佐明主，则非人也”。

此则可以理解群臣上念孝昭的感情倾向。何氏又亲历国本之争诸事，自然能够体会臣执己见与君相左而不回的境遇。故而能发此议。值得注意的是何乔远对于张桂等议礼新贵的态度。何乔远则在《张孚敬传》下附“以大礼贵者其人，黄宗明、黄绾、霍韬、方献夫、桂萼、席书、熊浃”。何乔远的对议礼新贵的评价从君臣角度出发，并且对有关的事功进行了肯定，并没有过于突显希言邀宠的意味。如其论张璁曰：“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岂不赫然名臣哉。”

从《杨廷和传》的撰写来看，何乔远对于杨氏在正德、嘉靖两朝的功绩还是颇为肯定的，其所展现的是一位君子正臣的形象，对于世人误解杨氏的种种说辞亦全然未采。而关于其议礼之失，何氏在传文中仅以封还、执奏片言带过而已，这与《行状》和《墓祠碑》的处理方法是相同的。另外，传记末尾有何乔远评论，内容基本也是围绕杨氏议礼事而来。

何乔远援引了赵贞吉的解释理路，以“命”、“遇”、“时”之辞为解，正如怡有在工“草中的分析，此话本就复杂难理，而何氏并未提赵贞吉之释辞，不免给人以自我揣摩的空间。其又论杨氏言及受遗诏而泪簌簌，亦不知何解，不知杨氏落泪是以感武宗倚重之恩还是自叹己前后际遇之悬殊。所谓杨氏自喜者，则是以杨氏专权承断三十七日，其处置各方虽有武宗遗诏与太后懿旨为名，实则以内阁首辅而处国家非常之时也，此史书罕见者。

后又引徐学谟之论”，再论杨氏等议礼诸臣意气相激，非元臣是幼君之义，此不免有恃定策元功而党同一气的嫌疑，诸臣乞休而去以致于邪佞之辈进用，士风浇漓，此皆杨廷和辈之误也，也就是认为杨氏等诸臣在议礼事上处置不当，礼仪迁延，恩怨报复，君臣离心，后来种种皆君子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