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学编》与《国琛集》中对杨廷和功绩的描述，对明朝后期的影响

除熊过所作墓表外，郑晓的《吾学编》中亦有杨廷和之传。在《吾学编》中，郑晓将杨廷和列入名臣记一卷中，与其同卷者有李贤、商辂、彭时、徐薄、刘健，皆忠良能臣。

郑晓仅是简要记载了杨氏进官过程，但对于正嘉之际，却用了相对较多的笔墨，盛赞其功，其载：“康陵崩，内外危疑，公擒灭凶奸，奉敬皇后旨遵祖训迎今皇帝入继大统，改元一诏，浦除弊政，朝野肃清，上敕封公伯，辞不受。一品十二载考绩进太傅，赐褒敕宴礼部，公辞太傅，力诤大礼去，削籍。”

卷尾有对李贤等六公之论语，其论杨廷和曰：“康陵时，刘公（刘健）鞠躬尽瘁以匡其始，杨公（廷和）拨乱反正，以扶其终，或去或不去，均之为大臣乎！”可见郑晓较为关注杨氏在正嘉之际的功绩，对于杨氏因大礼而去，颇有叹惋之意。其论语虽然简短，但可见其对于杨廷和仕宦一生的充分肯定，尽管杨氏已经被削籍为民，但是，郑晓认为其在朝野有大臣之功、大臣之节，当以名臣视之。

除了郑晓对于杨廷和功绩的肯定之外，其为杨氏立传亦与其议礼主张有关。郑晓亲历过议礼事，是杨氏所主“濮议”的支持者之一，他还参与了“左顺门事件”。议礼之事虽早已尘埃落定，但是郑晓并没有通过主动自悔当时的言行来希宠求位，他虽将议礼新贵张瑰、席书列入《名臣记》中，却不赴因张璁赏识其才而改置的翰林及言官，拒绝了张璁的示好。由此可知，郑晓对议礼之事还是持一定保留意见的，其对杨廷和尚有同情与肯定，故言其“或去或不去，均之为大臣”。

另外，从《吾学编》的成书来看，笔者认为郑晓能完成《吾学编》并能直称杨廷和的根本原因是他对于史家角色与责任的认同和担当。郑晓编纂《吾学编》时已是耳顺之年，且因李默之死产生了毁书的想法，其子郑履淳在《吾学编•序略》中言：“嘉靖丙辰（1562）太宰古冲李公（李默）为赵（文华）讦奏论死，翁震惧曰古以言杀身，况成书乎。”郑晓将书稿弃于火中，幸未被完全烧光。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其子郑履淳劝其补全书稿，至四十五年（1566）方最终成稿。但在此过程中，郑晓仍顾虑重重，以书为累，临终前还恐此书出版祸及后人。在重重惶惧之下，郑晓能直言议礼“罪魁”杨廷和的社稷之功，直称杨氏为“大臣”，此之胆识节气，亦不愧《明史》之称其为“名臣”也。

此外，嘉靖朝学者唐枢与郑晓书论杨氏文笔颇为相似，亦可一观。嘉靖二十六年（1547），辞官居家的学者唐枢作《国琛集》总结名儒人物事迹，其中便记载了议礼罪臣杨廷和、汪俊、何孟春等人。唐枢为嘉靖五年（1526）进士，先为礼部主客清吏司办事进士，虽未经历议礼前事，与杨廷和等人亦无交集，但从《国琛集》与其奏疏来看，唐枢至少是同情议礼诸臣的”，而且，他的仕途亦受到议礼余波之影响。

嘉靖五年（1526），唐枢甘冒风险，撰上《复大礼谏官》一疏，请求世宗豁免因上言大礼事而获罪的郎中余才、行人柯维熊等人，触怒了世宗。次年，又因两上疏请求朝廷速速审查李福达案，触逆新贵，被罢为庶民。“琛，宝也。”其书既载录杨廷和便可知唐枢对于杨氏的基本评价。

熊过所撰《墓表》本身作为家史有体裁上的限制和要求，故而它的内容丰富度远多于《吾学编》《国琛集》，在嘉靖时人书论杨氏的文本中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其可以作为杨氏正面话语的一种，但不能以此来总结同类文本的特点，如果要对相关正面话语的文本进行整体分析，则当以郑唐二文及陆深《祭阁老石斋杨公文》、李开先《国朝辅弼歌》、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恽绍芳《林居集》等作为对象。

这些文本总体上文词较为简短，在内容上重点突出杨氏正德、嘉靖之际的功劳，而且对于议礼之事多避而不谈，至徐咸称其议礼是“老臣暗塞”，何良俊也不过言“以议礼不合，无故而去”。

另外，与《双溪杂记》之说的广为传播不同，嘉靖时期这些关于杨廷和正面形象的文本几是少有人知，熊过《墓表》所撰具体时间难考且嘉靖时鲜有知之者，郑晓《吾学编》成于嘉靖末年未及传布，其他如陆深、李开先、恽绍芳等，虽对杨廷和之功绩予以肯定，或称其忠诚气节，但是，这些文本的阅读受众较少，有的成书较晚，总体上未形成相对规模的传播效果，不能与《双溪杂记》的影响相提并论。

当然，这并不能归结于文词简短或者作者影响力不足等舆论个体某方面的缺失，这应是私家话语在舆论中的相对弱势的必然结果，是官方论断在舆论中绝对的权威性造成的。在世宗英断纯孝的绝对前提下，“大礼议”及相关人物的书写本就难度较大，以当世人论当世事，忌讳弘多，是非胜杂，在嘉靖当世之朝以及官方未予复官正名的情况下，这些文本很难达到树立杨氏正面形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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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礼后的舆论背景下，嘉靖时人对于杨廷和的是非讨论呈现出两极化的特点，其中，以王琼《双溪杂记》为代表的负面话语在权力的统摄下成为舆论主流，而关于杨氏的正面话语也并未彻底消失，其中当以熊过所撰《墓表》为典型。二者所塑造的杨廷和形象俨然天壤之别，这自然与当时的氛围、人际关系等密不可分。

世宗对于杨廷和在议礼初的种种行为深为忌讳，张璁等人更是切齿恨之，故多次上疏诬蔑杨氏，王琼等人更是肆无忌惮，大肆诬诋。嘉靖时期关于杨廷和的正面话语大都出于他的同乡、同僚、门生、亲属等人，他们的记载与议论不免有主观上的偏向，他们都极力突出杨氏在正嘉两朝的功绩，将杨廷和描绘得近乎完人。在这基础上两种话语并存且都在某一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而后来私史大多鲜加考证，以致于明中后期关于杨廷和之功过是非颇“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