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与世宗关系的变化，《双溪杂记》中杨廷和的形象是怎样的？

初议大礼时，杨廷和即出“濮议”授礼部尚书毛澄，毛澄便会公卿台谏等官六十余人上汉哀、宋英故事，拟定以孝宗为皇考，其亲生父母则为皇叔父母。

十五岁的世宗对此万不能接受，以“父母可移易乎”一语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但是，杨廷和等人并没有留下与皇权调和的空间，反而欲以群起上疏之势进一步压缩转国的余地。再议之时，毛澄等又会七十余人上议如前，之后，上疏卫礼者更是达到了二百多人。

尚书乔宇、汪俊等直言：“前后奏章，惟张璁、霍韬、熊浃与桂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部议。其当从违可知矣。”可见，议礼初期的世宗颇为被动，皇帝之势已然被文官群体所遮盖，面对如此形势，他只能传谕内阁“始终劳卿等委屈折中，伸朕得申孝情”。

《明史·毛澄传》又载世宗为尊考兴献，曾派遣宦官至毛澄处，宦官向其长跪稽首，毛澄惊骇不已，将来人扶起，宦官言是世宗之意，希望毛澄遵从世宗心意，又拿出财物送与毛澄。世宗在议礼之初希望通过“动之以情”求得折中，甚至不惜放低皇帝之姿，贿赂臣下，而首辅杨廷和却坚持当考孝宗，多次拒绝世宗“宜体联意”、“委屈折中”的要求，直言“此国家典礼关系至重，臣等实不敢阿谀顺旨，谨以钦奉御批礼部本并原票封进”。

杨廷和首持“濮议”，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文官群体皆以杨氏马首是瞻，相为附和，这让世宗极为不满。另外，杨廷和等士大夫还采取了稽经考古、据“礼”为理、以天变代天立言、排斥异己等方式对抗张璁等人，这实际上是抗衡、制约世宗的“圣心无穷”，议礼两派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杨廷和等人与世宗的冲突，君臣离心之局渐成。

在这种情况下，希冀于借议礼干进者便会为世宗摇旗呐喊，《明史》称“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世宗）意内移矣”，在“大礼议”的纠葛下，杨廷和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致仕。嘉靖七（1528）年六月，世宗敕定议礼诸臣之罪，“从视为手足、“先生”相称，到“门生天子视朕”，君臣关系已然天壤之别，其背后是世宗收回全部皇权建立皇帝之势的胜利。

杨廷和未去之前，兵科给事中史道、御史曹嘉、给事中闫闳已窥得杨廷和与世宗在议礼之事上的矛盾，接连上疏弹劾，将杨指为正德朝“漏网元恶”，结党擅权，可见其挑拨离间之意。时三人俱遭言官驳斥，且俱被降职外调。后熊过在为杨氏所撰墓表中言此三人因当初杨廷和不许其为翰林史官而记恨杨氏。在世宗敕定议礼诸臣之罪后，世宗对以杨廷和为首的议礼诸臣的深恶痛绝已经天下皆知，终嘉靖一朝，杨廷和等议礼诸臣始终未得恩免，俨然世宗的“逆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