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与世宗关系的变化，《双溪杂记》中杨廷和的形象是怎样的？

初议大礼时，杨廷和即出“濮议”授礼部尚书毛澄，毛澄便会公卿台谏等官六十余人上汉哀、宋英故事，拟定以孝宗为皇考，其亲生父母则为皇叔父母。

十五岁的世宗对此万不能接受，以“父母可移易乎”一语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但是，杨廷和等人并没有留下与皇权调和的空间，反而欲以群起上疏之势进一步压缩转国的余地。再议之时，毛澄等又会七十余人上议如前，之后，上疏卫礼者更是达到了二百多人。

尚书乔宇、汪俊等直言：“前后奏章，惟张璁、霍韬、熊浃与桂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部议。其当从违可知矣。”可见，议礼初期的世宗颇为被动，皇帝之势已然被文官群体所遮盖，面对如此形势，他只能传谕内阁“始终劳卿等委屈折中，伸朕得申孝情”。

《明史·毛澄传》又载世宗为尊考兴献，曾派遣宦官至毛澄处，宦官向其长跪稽首，毛澄惊骇不已，将来人扶起，宦官言是世宗之意，希望毛澄遵从世宗心意，又拿出财物送与毛澄。世宗在议礼之初希望通过“动之以情”求得折中，甚至不惜放低皇帝之姿，贿赂臣下，而首辅杨廷和却坚持当考孝宗，多次拒绝世宗“宜体联意”、“委屈折中”的要求，直言“此国家典礼关系至重，臣等实不敢阿谀顺旨，谨以钦奉御批礼部本并原票封进”。

杨廷和首持“濮议”，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文官群体皆以杨氏马首是瞻，相为附和，这让世宗极为不满。另外，杨廷和等士大夫还采取了稽经考古、据“礼”为理、以天变代天立言、排斥异己等方式对抗张璁等人，这实际上是抗衡、制约世宗的“圣心无穷”，议礼两派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杨廷和等人与世宗的冲突，君臣离心之局渐成。

在这种情况下，希冀于借议礼干进者便会为世宗摇旗呐喊，《明史》称“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世宗）意内移矣”，在“大礼议”的纠葛下，杨廷和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致仕。嘉靖七（1528）年六月，世宗敕定议礼诸臣之罪，“从视为手足、“先生”相称，到“门生天子视朕”，君臣关系已然天壤之别，其背后是世宗收回全部皇权建立皇帝之势的胜利。

杨廷和未去之前，兵科给事中史道、御史曹嘉、给事中闫闳已窥得杨廷和与世宗在议礼之事上的矛盾，接连上疏弹劾，将杨指为正德朝“漏网元恶”，结党擅权，可见其挑拨离间之意。时三人俱遭言官驳斥，且俱被降职外调。后熊过在为杨氏所撰墓表中言此三人因当初杨廷和不许其为翰林史官而记恨杨氏。在世宗敕定议礼诸臣之罪后，世宗对以杨廷和为首的议礼诸臣的深恶痛绝已经天下皆知，终嘉靖一朝，杨廷和等议礼诸臣始终未得恩免，俨然世宗的“逆鳞”。

嘉靖八年（1529），杨廷和去世，其子杨慎时发配云南，上请回乡治丧不被准允。而杨廷和也成为议礼新贵及献媚邀宠者的攻击对象，被极力丑化，“元恶”、“奸党”之语成为杨氏的代名词。桂萼指其广树私党蒙蔽君上，张璁称其挟制君父，破坏纲常，霍韬称其颛权植党，甚至连指挥使刘永昌疏中亦言：“迩者杨廷和谬主大礼，植私党以抗朝廷，至于数年犹未定。”可谓是墙倒众人推。因杨廷和为四川人，朝中甚至出现了所谓“蜀党”之说。嘉靖十一年（1532），翰林院编修杨名上疏弹劾吏部尚书汪宏，汪宏借指杨名为杨廷和同乡同党，为报复而攻击张璁，言及自己。

此种行径为士人不齿，其更被御史冯恩称为“方今天下第一恶毒小人”。可见，杨廷和实为世宗之忌讳，故汪宏以杨廷和党而激之。后来，朱国祯曾就张璁上疏称杨氏为元恶之事言到：“元恶者，叩门伏哭，失于激，为可罪耳。乃曰奸曰恶，不已过乎？乘时侥幸之人，放泼无忌”在这种“放泼无忌”的舆论环境下，杨氏在嘉靖一朝的形象已然天翻地覆。

王琼《双溪杂记》中的“奸臣”

在诸多诬诋言辞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与杨廷和同殿为臣的原吏部尚书王琼所作的《双溪杂记》，其可以视为后世文本中关于杨廷和负面话语的源头，明代《鸿猷录》等书以至清初傅维麟之《明书》等史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引了《双溪杂记》关于杨廷和的某些说法，故此节对王琼的《双溪杂记》作专门论述。

《双溪杂记》中杨廷和的形象

关于《双溪杂记》的撰写时间，学者胡吉勋引张友椿的《王恭襄公年谱》，推断此书撰于正德十六年（1521）至嘉靖六年（1527）间，黄阿明则认为在嘉靖二年（1523）至六年（1527）间，就二人所论而言，黄阿明之推断更为确切一些。

而就目前关于《双溪杂记》的版本研究来看，明清时期的各家版本，包括今人单锦珩缉校的《王琼集》等版本都并非《双溪杂记》全本，单锦珩虽是综参诸本，但所缉之本亦非全帙。今《四库存目丛书》子部中收的《今献汇言》本中仅有一卷，其中攻击的大臣较多，如李东阳、蒋冕、毛纪、彭泽、孙交、乔宇等，皆是阁部重臣，其中记载较多的是哈密之事，其指出杨廷和之罪有三：其一，处理边事不当，以致夷兵入寇。其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其三，首乱大礼，实为权奸。

虽然《双溪杂记》各版本均有删节，但是，其原本中部分删节的内容通过其他明清史料的转引得以保存，如韩邦奇《苑洛集》、黄学海《筠斋漫录》、徐三重《采芹录》等。值得注意的是嘉靖时人李默所作的《孤树哀谈》一书，其书载明洪武至正德朝事，《武宗》一卷大量转引了《双溪杂记》中的记载。

其中以杨廷和为权奸乱党，罗列其诸多乱政之事：其一，交结刘瑾。一是贿瑾卖友”；二是贿瑾入阁。”其二，结党乱政。一是于阁部之中引附己者”：二与李东阳等附会刘瑾。其三，排除异己。一是借吏部尚书乔宇外调不附者；二是借刘瑾之事打击张課。其四，为政不力。主要是针对内阁李东阳、杨廷和和兵部尚书何鑑平定刘六、刘七、齐彦民起义不力。

其五，交通朱宸濠，对宁王之乱处置不当。一是杨廷和出票拟复宁王护卫”;二是杨廷和擅自暗中派遣驸马崔元等人往南昌削宁王护卫。其六，任情赏罚，坏乱新政。主要是包庇魏彬、秦先用、谷大用等人。综此二书所见，在王琼笔下，杨廷和俨然是权奸乱臣的形象，其书中的杨廷和心胸狭小、全无臣节、贻误国事、贿赂固宠、结党营私、交通宸濠、坏乱新政、错执大礼。其对杨廷和之功却只字不提，这种“一边倒”的书写本就令人生疑，如果要对此进行分析，则先要探究王琼撰《双溪杂记》的原因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