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相是什么？

儒家自身的特点，则契合了武帝的需要”。儒家的代表人物诸如孔子、孟子还有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等，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广施仁政，为君当贤。

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核心思想是“忠”和“孝”，这有助于统治者教化百姓，稳定社会秩序并巩固统治基础。儒家在汉武帝时期融合百家思想而有了新的发展，宣扬的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天人合一，君权神授。

暂不说治国的具体办法，单以儒家意识形态外衣的包装，便轻易能获取百姓的认可，上层社会的接受、世人的满足和皇帝的喜爱。因为这为下到一家之主上到皇帝施政做事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容错率，“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的所作所为在不触犯礼制的情况下就永远都是对的。哪怕触犯了礼制的后果，大部分时间中也要看皇帝的态度而定。将儒学定位官教显学之后，忠孝及三纲五常便成为了帝国的核心价值观来教化百姓。

除去儒家自身的特点契合统治的需要以及人尽皆知的儒家有群众基础、得人心之外，儒家的当选还有一种原因。孔老夫子使六艺几乎成为儒家代名词，在教义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六艺本身却不都是儒家的思想学说，里面包含了很多主流或亚主流思想的萌芽。

这就为诸子百家在汉帝国的统治中都提供了机会”。如果说法家过于强硬而道家过于“佛系”的话，儒家就代表了“中庸”，能进能退。将儒教定位国教后，其他诸家可以在六艺中找到自身还能继续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合法性证明。正是儒家的这种兼容的特点和可进可退的弹性，使他在成为国教的进程中没有得到各派士人的强烈反对。

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读到过太多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自独尊儒术后汉帝国的治国方案却没那么简单。董仲舒在其文章《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意思并非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罢黜”和“独尊”。而流传千古的《史记》从头至尾也没下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论断。

这是一个牵扯较多历史原因的问题。但由于与本文行文逻辑关联不大，笔者在此不再以史实具体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需要明白汉代的意识形态是否真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好了，因为这关系着儒家作为当时国教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