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儒家思想的融合与成熟，“三纲六纪”理论的提出与完善

他试图复兴对于“礼”的秩序的规范与追求，用“礼”来管理和统帅整个国家的思想意识。

但其思想还存在着相当的缺陷和不足，例如对于当时所流行的阴阳五行等世界观的解释和包容也不够充足，使得说服力削弱。又或者试图以“别服章”等方式取代财富所导致的身份区别，但“仅凭礼制以压制经济生活中的自然倾向，是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多大效果的”。

之后，董仲舒所改造的儒家思想伦理结构和统治秩序成为了儒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也使得儒家思想迈入了意识形态化的塑造进程。董仲舒的贡献在于在坚持儒家传统理想的同时，将儒学的传统理论同阴阳五行学说的解释相结合，使得传统的天人之学落实到了具体的实践当中来，让儒家学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舆论之中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使得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具备了极强的说服力。

其一，董仲舒坚持儒家传统的王道理想，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儒家思想所追求的王道，也是孔孟所寻求的“礼治”，是一种囊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统、亲统和道统，对于“尊尊”、“亲亲”与“贤贤”之间进行调适的相异相维的和谐关系，正所谓“天下归仁”。

董仲舒认为周秦以来的动荡与混乱皆来自与一文一质的过度演化与偏离。“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通过对弊端的回溯和万事不变的理想的追求，开始扭转自秦以来官僚体系运转的功利主义追求向道德主义发展，逐步使道德实践本身成为了国家官僚统治的目的追求。

其二，董仲舒为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理论构建设计了新的合法性来源和道德象征意象，也就是“天人感应”。通过“天人感应”的概念，孔子所著的《春秋》同整个历史和天地之间的灾害变化与人世间的祸福命运都结合在了一起，相互呼应。“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善恶之极，乃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其地位与权威也就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这样一来，《春秋》也就包含了万事万物兴起衰落的一起规律和道理，成为人类社会道德伦理的根本准则。孔子的形象也就从一个简单的民间教师转变成为了有着教化之主和王者之师名义的“素王”。在神化了孔子与《春秋》之后，董仲舒也就能够通过对《春秋》的阐释进而依托孔子来完成其改革与丰富儒家思想体系的目的，成为其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根据。这样的孔子形象与其经典《春秋》也就在为皇权统治提供合法性来源的同时，也保持着儒家思想体系传统的教化功能。

其三，董仲舒将儒家理论同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从而使儒家思想有了一个当时所流行的可以解释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世界观体系，进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与信服。并且，这种将儒家学说同阴阳家学说的混合并没有导致儒家思想的斑驳与逻辑的混乱，反而使儒家的伦常纲领有了一个系统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让儒家思想同阴阳五行思想一同成为了当时人们理解自然与社会的坐标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