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是什么？理性结构还是逻辑理性？

刘家和先生提出，“理性结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而思维方式和思想文化上的不同，又决定了制度文化和物质实践上的不同。

理性结构是人类各种理性所组成的结构体系，其中各种不同的理性又起到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包括逻辑理性（又称纯粹理性）、历史理性、自然理性、和审美理性等方面。

而“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而缺少历史理性，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而古代中国因具有丰富的历史记载和一脉相承的历史经验，从而以历史理性为主导。因此在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过程中，在思想文化和思维方式，从深层次影响重塑原因的因素，也必然是东西方的理性结构差异所决定的。

例如当时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整个社会遭受了经济衰退和文化停滞。在城市经济衰退、农业减产、贫富差距极大、军事混战频发的年代，所产生的社会思潮似乎和东晋士人的玄学思潮颇为相似。当时罗马帝国的“精英分子追求的是自由和振奋人心的内心生活，而普通人却感到物资的短缺和世俗生活的限制使他们不堪重负。他们渴望死后得到不朽的幸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受到极大限制，疾病、瘟疫、战争和轻微的动荡都可能摧毁其平静生活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去追寻一些精神上的寄托。

类似于和一些更为永恒的存在沟通或是达成精神上的契约以实现死后的神圣归宿。而当时的多神教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多神教体系中，神性世界通常被视为支持和合法化整个社会的来源，而不是绝对道德权威与最终归宿的独立源泉。在大多时候，多神教的神的功能只是为了保障公共福利和国家的繁荣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东方的各种教派就在罗马帝国境内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这些宗教对于信徒的宣讲，总是从英雄或是神的神秘命运开始。这些故事和传说也大多涉及了死后复合，其内核多与世界本质或是自然的循环有关，和历史的进程几乎没有联系。基督教正是这些宗教中最有活力和组织力度的一个，它不仅仅局限于特殊群体，而是面向社会各阶层。在基督教教士的口中，耶稣是独一无二的普世救赎的传导者，他的救赎将所有人从罪中解脱出来。基督教会有效地满足了虔诚者兼受过哲学与思辨训练的人的宗教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