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统治者的个人经历，以及中西方意识形态重塑的社群原因比较

在公共立法领域，君士坦丁认为自己背负着上帝选召推动真正宗教的使命，但也没有对于原多神教徒采用强制的态度。

“他的最终目标是使他的所有臣民都信奉这种宗教，但这并不是出于约束，而是出于自愿。当他统一帝国西部之后，就下令恢复了教会的资产，并对其授予了免税的特权。”除此之外，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道德准则等习俗或宗教仪式被下令以禁止。君士坦丁希望公众生活能反映出一些基督教神圣的伦理原则，他废除了类似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刑或是用烙印来毁容的残酷刑罚。受到了相当的**，他还是禁止了血腥的角斗士活动。

此外，君士坦丁还为了保护婚姻和儿童设立了法律，对于原本在帝国境内普遍的杀害或是贩卖儿童的行为予以惩罚，并对于由于非婚生子等原因而被抛弃的孩子提供帮助。这一系列法令无疑也是基于基督教的基本观念，认为孩子的灵魂同成年人一样，是由上帝所创造。相对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东汉诸帝来说，君士坦丁所面对的情形更加复杂化，其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性格也显得格外矛盾，一方面温和恭敬，另一方面又残酷无情。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并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整个国家。

君士坦丁在生活实践中摸索着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应该是怎样的，他应该怎样统治国家，包括谨慎地立法与插手教会内部的争端等。教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弥合了整个帝国内部思想和秩序的分裂与混乱。这也使得一个致力于统一思想和传播信仰的皇帝，在面临教派内部的纷争的时刻会选择召开会议以解决冲突，并决定何种思想代表着真正的基督教。

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原因有着类似的外部原因因素，包括前意识形态的衰落、皇权对统治合法性的追求以及皇帝个人的经历与倾向。意识形态的重塑同前意识形态的衰落密不可分。

秦灭亡后，法家意识形态就处于构想的崩溃与衰落之中。而西汉末年逐渐增加话语权、混杂着道、法、阴阳等家思想、未成形的儒家意识形态，还没能统合起全社会共同的意识环境，仍不能完全被确立为意识形态。而罗马帝国面对的是多神教信仰与元老院传统的衰败。

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变得必不可分。而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的多神教意识形态已经无力凝合整个地中海帝国各地区公民的思想和文化。元老院传统也在三世纪危机和戴克里先改革中大受打击。整个社会实际上在呼唤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