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王安石与富弼的经略辽夏思想分别是什么？

熙宁四年（1071），神宗问及经制辽夏问题时，王安石坦言：“昔魏徵有言:‘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此实至理。自古未有政事修而财用不足、远人不服者”。

熙宁五年（1072）正月，神宗与群臣论及西人内附之事，王安石言：“陛下欲弱彼，则先须强此；欲害彼，即先须利此。今陛下所御将帅一心奉陛下所欲为，然后可任以整缉边事。边事各有条理，然后可以扰夏国”。

诚如王安石所言，若想制夏，整兵练将、加强军备为当务之急，待国富兵强时便是制夏削辽之时。神宗对王安石的治边策略大为赞同，二者的治边思想基本是一拍即合的。神宗与王安石未曾亲临西北边境，对辽夏的了解仅仅通过边境情报等间接方式来获取，很难对辽夏的国力形成准确的认知。神宗二十岁即位，久居深宫，缺乏对辽夏实际国力的准确把握。再一览王安石执政以前的仕途：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接着就去扬州为官，五年后到鄞县（今下属浙江省宁波市）就职。

鄞县任满后，任舒州（今下属安徽省安庆市）通判，后又到常州做知州。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在江南东路任提点刑狱。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十几年，但均在南方，亦并未亲临西北。王安石曾这样对神宗说过：“陛下富有天下，若以道御之，即何患吞服契丹不得”？话里行间充满了对辽夏的不屑，认为只要捍御有术，辽夏皆可制服。对此，神宗回答道：“今契丹主虽庸，然所凭藉基业大”。对于神宗对辽的忧惧，王安石则认为“契丹大而无略，则多隙可乘”。

王安石对于制服辽夏的宏图大愿，总是抱着必胜的态度，认为“他时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基本”。从他的战略思想出发，他不但对于西夏，而且对于辽，在对其军事局势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是能完全加以藐视的。因此，“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的宋神宗，加上欲“变风俗，立法度”的王安石，由于未亲至边地进行考察，二人对待辽夏的态度颇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富弼为旧朝老臣，历三朝更迭，对宋与辽、夏之间的综合情况早已有了成熟的判断。富弼两度使辽，深谙对手之强盛，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夫兵者凶器”，胜败皆会造成生灵涂炭、国力不支，兴兵实不可取。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研究分析了富弼在北宋中期对辽和西夏的经略，即仁宗时期富弼对辽的经略，仁宗时期富弼对西夏的经略，神宗时期富弼经略辽夏思想的转变及其与当政者神宗、王安石经边思想的比较，并探讨了富弼在神宗时期经略辽夏思想转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