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王安石与富弼的经略辽夏思想分别是什么？

王安石经略辽夏思想

熙宁四年（1071），神宗问及经制辽夏问题时，王安石坦言：“昔魏徵有言:‘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此实至理。自古未有政事修而财用不足、远人不服者”。

熙宁五年（1072）正月，神宗与群臣论及西人内附之事，王安石言：“陛下欲弱彼，则先须强此；欲害彼，即先须利此。今陛下所御将帅一心奉陛下所欲为，然后可任以整缉边事。边事各有条理，然后可以扰夏国”。

诚如王安石所言，若想制夏，整兵练将、加强军备为当务之急，待国富兵强时便是制夏削辽之时。神宗对王安石的治边策略大为赞同，二者的治边思想基本是一拍即合的。神宗与王安石未曾亲临西北边境，对辽夏的了解仅仅通过边境情报等间接方式来获取，很难对辽夏的国力形成准确的认知。神宗二十岁即位，久居深宫，缺乏对辽夏实际国力的准确把握。再一览王安石执政以前的仕途：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接着就去扬州为官，五年后到鄞县（今下属浙江省宁波市）就职。

鄞县任满后，任舒州（今下属安徽省安庆市）通判，后又到常州做知州。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在江南东路任提点刑狱。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十几年，但均在南方，亦并未亲临西北。王安石曾这样对神宗说过：“陛下富有天下，若以道御之，即何患吞服契丹不得”？话里行间充满了对辽夏的不屑，认为只要捍御有术，辽夏皆可制服。对此，神宗回答道：“今契丹主虽庸，然所凭藉基业大”。对于神宗对辽的忧惧，王安石则认为“契丹大而无略，则多隙可乘”。

王安石对于制服辽夏的宏图大愿，总是抱着必胜的态度，认为“他时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基本”。从他的战略思想出发，他不但对于西夏，而且对于辽，在对其军事局势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是能完全加以藐视的。因此，“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的宋神宗，加上欲“变风俗，立法度”的王安石，由于未亲至边地进行考察，二人对待辽夏的态度颇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富弼为旧朝老臣，历三朝更迭，对宋与辽、夏之间的综合情况早已有了成熟的判断。富弼两度使辽，深谙对手之强盛，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夫兵者凶器”，胜败皆会造成生灵涂炭、国力不支，兴兵实不可取。

富弼经略辽夏思想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研究分析了富弼在北宋中期对辽和西夏的经略，即仁宗时期富弼对辽的经略，仁宗时期富弼对西夏的经略，神宗时期富弼经略辽夏思想的转变及其与当政者神宗、王安石经边思想的比较，并探讨了富弼在神宗时期经略辽夏思想转变的原因。

富弼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两度拜相，长期在北宋中枢机构中为官。富弼天资聪颖，从小胸怀大志并刻苦读书，后在范仲淹的赏识和提拔下，以茂才异等中第，授将作监丞，从此踏上仕途，一生中多居高位。

富弼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政局十分动荡的北宋中期，当时的宋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国内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局面日趋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国家机器难以运转；与周边主要少数民族政权——辽、夏的关系，亦是剑拔弩张，西边有频繁寻衅滋事的西夏，北边有长期对关南地虎视眈眈的强辽，北宋由此长期处于边事危机中。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富弼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价值。

北宋中期富弼对辽夏的经略，集中体现在仁宗、神宗两个时期富弼针对辽夏问题提出的主张及作出的实践。首先，庆历年间，辽趁宋夏战争中北宋战败之际，以重兵压境勒索关南地，幸得富弼成功使辽，打破了北宋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并使宋、辽、西夏三者之间的关系趋于平衡；后富弼出仕河北，主持北事，向仁宗屡次上疏，就防辽御辽提出了一整套严密的方针政策。他提出的御辽策略，都是基于辽、宋双方的实际情况拟出的，对当时的北宋来说是切中时务、行之有效的。

其次，仁宗在位时期，针对西夏问题，富弼屡次上疏建言献策，为御夏伐夏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策略。庆历新政期间，仁宗命范仲淹主西事、富弼主北事，作为新政的领导者，富弼锐意革新，将先前没有贯彻落实的措施与新政措施融会贯通加以落实。富弼成功使辽及其对西夏形势的判断对范仲淹御夏亦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最后，神宗时期，北宋对夏政策由一贯的消极防御开始向积极进攻转变。在种谔、王韶等谋臣的建议下，神宗制定了夺取横山、开拓熙河的开边策略。在经边问题上，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积极开边，制服辽夏，而富弼却要求神宗“口不言兵”。究其原因，并非是富弼身居高位多年变得安于现状，丧失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富弼对神宗所献言论，完全是基于现实情况所作的长远打算。

富弼两次出使辽后，对时局的判断发生转变，认为北宋武备不足以与辽夏二敌抗衡，若是西北夹击，更会导致覆灭之灾；此外，长期的战争必会加重百姓的负担，百姓若不堪困苦，必会发动起义，对于北宋来说亦是另一个致命打击。因此，息兵养民才是万全之策

富弼在北宋与辽、夏的角逐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庆历年间成功使辽化解了北宋的一场边事危机，为北宋争取了数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亦为北宋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富弼的经略辽夏思想以及使辽的实践经历不仅为北宋争取了和平，也为之后封建王朝的民族交流提供了借鉴意义，促进了中华民族各个民族的交融与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