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对比神宗与王安石经略辽夏思想，有何不同？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在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呼声中，即位之初的神宗“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而“为富国强兵之计”。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制定新法，颁行天下。神宗与王安石皆力求改变仁宗以来北宋在与辽、夏三边关系中的屈辱地位，“奋然将雪数世之耻”。而当神宗向富弼询问北边事宜时，富弼中却言：“愿陛下以宗社为忧，生民为念，纳污含垢，且求安静”。

李焘曾评价富弼“临事而谨，谋虑反覆详悉，度不万全不发，当其敢言，奋不顾身，忠义之性，老而弥笃”。面对辽夏边事，富弼的立场站在了神宗与王安石的对立面，其保守的经边思想与神宗、王安石的积极开边思想背道而驰。面对天子权威，富弼并未曲意逢迎，而是为生民社稷着想，在对待边事的问题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了解同时期主战派神宗和王安石经略辽夏的思想，对深入理解富弼经略辽夏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神宗始用师于西方，历哲宗、徽宗，逐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神宗经略辽夏的战略思想，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内容：进取衡山与开拓熙河。即东取横山之地，切断西夏臂膀；西取熙河一带，阻断西夏与吐蕃联合的可能，对西夏进行层层包围，以制服西夏，复灵、夏，进而削弱辽国，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恢复汉唐旧境、重显大宋威仪。进取横山。“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因此对于北宋和西夏，横山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治平二年（1065），欧阳修曾向英宗谏议“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以永绝边患”，但此提议被无心进取的英宗搁置；治平三年（1066）冬，薛向上疏亦提到了谋取横山之术：“行浅攻之术，诸路分据地势，犄角进兵，声援相及，若首应尾，使其备东北则击西南，狃以岁月，劳于奔命，所以罢其敌也”。疏奏，英宗口上称善，实则弃置左右，时为太子的神宗却“见而奇之”，对谋取横山的策略十分上心，与边臣商讨可招纳的横山部落，并召薛向入见，密赐金五十两。

治平四年（1067）六月，种谔来报，称李谅祚长年用兵，西夏人心离散，可用计收服绥州境内的嵬名山部落。神宗得悉后，力排众议，密诏种谔采取行动，“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投枪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兵万人”。绥州的收复意味着谋取横山的策略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收复熙河。熙河开边政策取自王韶的治边谏议。王韶为官前曾客游陕西，访采边事，对陕西边事十分了解。“韶内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王韶在《平戎策》开篇即指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