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关系中，富弼担心的事是什么？他的解决策略是什么？

在富弼看来，历世为天下所患者，外夷狄而内奸雄，而奸雄之害更甚，“小则有割据之患，大则致倾亡之祸”。

早在景祐元年（1034），时北宋与契丹结好，西夏未叛，夷狄之患并未被纳入考虑范围。富弼认为朝廷的当务之急为治国安邦、防止内乱，待国泰民安、政教宣达，“则奸雄不得志，于是蓄锐而退”。

宝元二年（1039）元昊始扰边，富弼担心的仍是怀有二心之人助贼为患，“奸雄侮于内，夷狄扰于外”，使国家分身乏术，难于应对。九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指出元昊扰边以来，相继三次以民充军，天下财赋十之八九用以赡军，“人民无所逃避，变乱岂有不生？手足之患未除，心腹之疾又作，则臣深为执事者危之”，多次提到了关中用兵，要在抚恤百姓，防止内乱。

比起夷狄横炽，富弼更担心的是横征暴敛导致农民承受不了负担而起义造反，从根本上动摇北宋统治。对夏、辽用兵，巨大的军资耗费会加剧北宋本就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国家为了敛财只得向百姓施压，拣民充军、变相税收使百姓不堪其苦。如：在太平岁月里，北宋每年从陕西诸路征收的钱、粮、绢布等，总数加起来不过两千万；而对西夏用兵以来，立即增加到将近三千四百万，较之前增加了十分之七。

西夏未叛之前，各地虽有盗贼，但从未有敢入城行劫、杀戮官吏之人；而对西夏用兵以来，物力穷困，人心嗟怨，朝廷不能抚慰百姓，遂使其聚而为盗贼，“贼入州县打劫者约三四十州。今则白日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一日”。

因此对于边事可能会引发的叛乱，富弼则显得极为担忧，“表里合攻，臣亦甚为陛下忧之”。熙宁九年（1076）夏，交趾叛变，富弼上疏建议神宗不宜出兵引战，并反复提到安民问题。言：“与此时赡军所费，一并取足，则民不堪命，无以为生，啸聚惊骚，或难禁戢。伏愿陛下降诏有司并下诸道，切以宽民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