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思想对上古“三代之礼”的崇拜及对“礼”的应用

以曾国藩、郭嵩焘、薛福成为代表的一部分洋务派士大夫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放弃了华夷之辩的传统思维，他们主张把西方列强视为文明之邦，进而主张以礼待人，这里的“礼”指的是“三代之礼”。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受上古三代的政治伦理影响很深，他主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以“诚”为先。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源于《中庸》，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受儒家经典影响很深，光绪元年(1875)，当清廷为马嘉理一案忙的焦头烂额时，郭嵩焘上疏清廷，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主张用儒家《周礼》中的礼制与西方列强平等相处。

对于西方列强，郭嵩焘并没有单纯地秉持着民族主义的思维予以排斥，而是认为西方列强的到来是历史给予清王朝的机遇，清王朝应该抓住机会主动向洋人学习，基于这种认识。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郭嵩焘一直秉持着“以礼待人”、“以理服人”的外交原则，他认为“自三代以来，抚御夷狄，时移势变，为法不同，其以理定曲直则均也”。郭嵩焘的外交理论在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务过程中得到了检验，并为自己博得了知洋务的美名，“间语洋务，则往往摘发于事前，而其后皆验。

于是有谓嵩焘能知洋务者。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郭嵩焘对西方列强的让步妥协主要是为了防止矛盾升级，从而避免战争的发生，郭嵩焘在对外交涉中的让步妥协主要是为了避免激怒洋人而惹来不必要的争端，所以他在马嘉理案中的主张完全是出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考量，绝非是卖国行为。

在“以诚待人”、“以理服人”的外交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士大夫在看待中外关系时，往往能够摆脱华夷之辩的狭隘视野，他们能够以一种更加开放、开明的态度看待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在目睹了西方列强先进的政治文明、工业文明后，郭嵩焘彻底否定了华夷之辩的观点，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

郭嵩焘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西方列强的民主**制度令郭嵩焘对中国的君主专制表现出了一种极其不自信的心理状态，在谈及中国士大夫引以为傲的“用夏变夷”问题时，郭嵩焘反而为西方列强捏了一把汗，他担心中国的专制文化会侵蚀西方**文明，从而拖累西方国家。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慎重处理对外关系，避免中西双方矛盾激化应该是最理智的选择，但是清廷的一众官员却将郭嵩焘等人斥之为汉奸，保守派在外交领域的主动出击非但没能捍卫清王朝的权益，反而使清王朝更加被动。郭嵩焘等洋务派士大夫的外交理念既有对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的考量，也深受儒家政治伦理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历史证明，儒家的政治伦理在近代中西方交往中依然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