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各个时期，驻藏大臣的制度溯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清会典、则例、事例以及理藩院则例中驻藏大臣的选任演变

当前学界对于驻藏大臣的选任，主流认识是以雍正四年（1727）僧格、马喇赴藏为设置驻藏大臣之始，如乾隆朝《理藩院则例》中《西藏通制·设官》具体记为“（雍正四年）应遣大臣前往，驻扎照看。其大臣更换皆由特简”。

部分学者还将驻藏大臣追溯到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朝续文献通考·西藏职官考》记为“驻藏大臣设于康熙年间，本系一员。雍正时增帮办大臣，原以一人出巡，一人驻守”。

如果对比藩部整体驻防办事大臣制度来看，就会发现驻藏大臣的制度溯源应首先从武职属性较强的地方驻扎大臣或副将军开始，这一时期皇帝特简成为驻藏大臣的主要任命方式。随着驻藏大臣发展成为西北两路驻防办事大臣体系之一员，除皇帝特简外，军机处开列也成为驻藏大臣选任的重要途径。

乾隆朝时期

乾隆朝时期，《清会典》、《清会典则例》将驻藏大臣的官职属性理解为特简任命的钦差大臣的角色，并且将驻藏大臣作为理藩院派出机构的一种长官。如《乾隆朝大清会典》将驻藏大臣置于理藩院典属清吏司的机构长官中，如“西藏大臣二人、司官一人、笔帖式二人”。

再者，乾隆初年，清代官方政书是将驻藏大臣理解为具有较强武职属性的地方驻扎大臣，因此在笔帖式的换任与派出上，曾参酌部院与喀尔喀蒙古副将军的随印笔帖式，驻扎库伦司官，哈密、瓜州以及西宁办事大臣笔帖式的派出。如《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进一步比对各部院、副将军随印笔帖式的更换，来强调驻藏大臣及其司员、笔帖式的相同派出性质与三年一更换。

顺治初年，哈密于1696年已内附，1798年编旗设扎萨克。乾隆元年，清廷始设哈密提督、哈密总兵，控驭哈密驻军，至1759年始设哈密办事大臣。当时的哈密和巴里坤正是构成防御准噶尔的西线前沿，因此上述史料应指哈密汉城或满城中的其他驻防大臣而非哈密办事大臣，也能看出驻藏大臣初期较强的武职属性也间接影响到了笔帖式的换任。

嘉庆朝时期

至嘉庆朝时期，《清会典》、《清会典则例》对于驻藏大臣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转变，即由钦差到常设，在养廉银和官员体系上侧重了西宁办事大臣—西藏办事大臣—回疆驻扎大臣在官员设置的连续性。

首先，从藩部整体驻防办事大臣制度来看，《嘉庆朝大清会典》在“派任”这一选任方式中，认为驻藏大臣与其他西北两路驻防大臣无异。如：“西北两路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帮办大臣、领队大臣，西宁、库伦办事大臣、驻藏大臣，皆由钦派。”

其次，《嘉庆朝大清会典》又突出了西宁、西藏在武职属性上与直省制的不同，如“土司、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统以总督、巡抚。西宁、西藏，统以大臣。”此后这一区分在《光绪朝大清会典》中又得到完整延续。在养廉银方面，《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有新疆西路各处办事大臣借鉴西宁和西藏办事大臣的例子，如“乾隆二十五年议准，新疆西路各处办事大臣，照驻札西藏、西宁之例，给与养廉。”

光绪朝时期

到光绪朝时期，进一步延续自乾隆朝以来驻藏大臣的驻扎大臣属性、人数与特简的选任方式。还侧重军机处开列，把驻藏大臣作为西北两路驻防大臣中的一部分去考量。此外，进一步明确了驻藏大臣衙门官员构成的多元化特征。

在特简方面，光绪朝《理藩院则例》以及《大清会典事例》均将驻藏大臣视为特简官员。如《光绪朝理藩院则例》増纂·西藏设驻扎大臣中规定“西藏设驻扎大臣二员，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其大臣更代，均由特简”。如《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有“西藏设驻札大臣二员，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其大臣更代，均由特简”。

从“开列”来看，《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载有驻藏大臣与西宁、库伦办事大臣相比“实抵各处驻防大臣”。因此，驻藏大臣才会列入边区驻扎大臣中，由军机处每年十月轮流开列候旨补放。

由上可知，驻藏大臣的选任条例在选任方式上经历了由钦派特简到特简、开列的转变，在官职属性上经历了由钦差大臣或理藩院派出机构长官到常设的西北两路驻防大臣的转变。从驻藏大臣衙门成员的构成上，经历了由理藩院派出人员和驻藏大臣的合作机构到清中央派出官员、川省衙门与西藏官员等多元化人员构成的转变。

驻藏大臣的主要选任来源

学界目前对驻藏大臣的选任侧重点仍在于前职衔，其缺陷在于忽视了选任的途径的多样化以及对官员选任的长期性考察，因此必须从驻藏大臣赴藏前的整体履职经历才能看出主要选任来源以及主要途径。

对1727-1799年间驻藏大臣赴藏前的整体履历进行分析后，认为驻藏大臣的选任来源可以划分成两类四种，即两种长期选任来源与两种短期选任来源。其中两种长期选任来源是：自笔帖式、拜唐阿、侍卫或闲散宗室入仕的各部院（包括理藩院）堂官与地方藩臬道台，由笔帖式、旗缺、授世职或高级侍卫出任京内外八旗高级武官。两种短期选任来源是：由内阁中书、六部和理藩院司员出任军机章京与理藩院堂官，由京外高级武官以及部院侍郎补授都统、副都统。

自笔帖式、拜唐阿、侍卫或闲散宗室入仕的部院堂官与地方藩臬道台

在此类驻藏大臣的选任来源中，有通过科举入仕的笔帖式如僧格、兆惠、和琳与和宁，有通过国子监贡监生入仕的官保和巴忠，有通过八旗官学生入仕的班第，有通过无爵闲散宗室或荫子入仕的同宁、杭奕禄、阿敏尔图、普福，有通过调补拜唐阿入仕的保泰。

这些官员虽然入仕途径各异，但是其共性在于均从各部（包括理藩院和内阁）司员升任部院堂官或地方藩臬道台官员，其京城部院侍郎与地方布政使、按察使或道员履历的八旗文职属性较强。在驻藏大臣的选任中，具有丰富文书奏拟经验与地方政务处理经验的部院官员以及地方藩臬道台官员自然也成为选任重点之一。

由内阁中书、六部和理藩院司员或堂官出任军机章京、部院堂官

此种选任来源主要对内阁、六部和理藩院司员或堂官出任军机章京与部院堂官者进行考察。其中通过内阁、理藩院和六部司员入直军机处而担任部院堂官者，有班第、索琳、傅清额、舒濂、巴忠、福康安、松筠。

通过内阁、理藩院和六部司员或堂官出任部院堂官者，有保泰、普福。因军机章京多以内阁中书、部院司员或笔帖式充任，内阁中书入直，充军机章京，也成为他们日后迅速升迁的重要途径。从具有军机处履历的驻藏大臣来看，部院司员在担任军机章京后，大多迅速升迁至部院侍郎，加之具有民族事务处理经验的优势。又因康熙二十二年规定，增八旗侍郎入选满洲、蒙古、汉军副都统。这些恰恰为其选补驻防八旗副都统奠定了选任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