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读：平安汉诗对白诗的接受情况是怎样的？

通过对他们创作的汉诗作品进行分析，这一时期汉诗世界对白诗的接受已不仅局限于表面的效仿，开始以白诗为“诗媒”，将白诗中的诗句与内容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工创新以形成作者自己的内容。同时白诗中大量的典故与意象也为汉诗文人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灵感。

除五言汉诗的创作外，这一时期日本汉诗受白居易诗歌作品的影响开始出现七言汉诗的创作。岛田忠臣的《田家文集》以及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中收录的大量七言汉诗便可看出这一语言形式的变迁。而除了常见的四句一首的绝句外，白诗的传入还给日本带来了律诗这一新型的诗歌体裁。虽然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中，律诗成就的佼佼者是杜甫。

但由于杜甫的作品不多，且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力不大，所以白居易的律诗就成为平安文人争相学习与模仿的典范。这一形式的传入使得汉诗的篇幅得到很大程度的扩展。同时，律诗的创作对韵律格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这就要求创作者具有一定的语言功底。除传统的律诗外，这一时期的白诗中还出现了排律。即在严格按照一般律诗的格式基础上，却不拘泥于四韵八句的传统律诗，不断将其延长到五韵甚至五十韵，并且各句之间严格遵循平仄。

如白居易的《代书诗寄微之》一诗，其排律就多达五十韵。可见这一时期诗歌的形式和声律都较前代更为成熟。而菅原道真作为日本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对中国诗歌尤其是白居易诗歌的深入钻研，为其汉诗创作的发展与创新奠定了良好的文学基础。成为日本第一位仿照白居易律诗进行排律的汉诗文人。

例如其创作的汉诗《新月》排律多达20韵，《叙意》一诗更是多达一百韵。这些都是日本平安时期长律诗的典型代表。此后，经过日本汉诗文人不断学习与尝试，律诗在日本汉文学中逐渐发展起来。除了这些仿照白居易七言诗与律诗创作的“白体诗”外，也出现了更为灵活的“仿体诗”，如兼明亲王的《忆龟山·二首》便是仿照白居易《忆江南》的形式创作的。现举其中一首为例进行分析：

兼明亲王《忆龟山》，白居易《忆江南》忆龟山，江南好，龟山久往还。风景旧曾谙。南溪夜雨花开后，日出江花红胜火，西岭秋风叶落间。春来江水绿如蓝。岂不忆龟山。能不忆江南。

可以看出这两首诗都采用了长短句相结合的结构，其句式结构都采了“35775”的形式，且诗歌的韵律也几近相同。可见这一时期的汉诗文人对中国诗歌的学习借鉴已经不仅局限于诗句，意象等方面。他们对诗歌的格式及韵律有了一定的认知，同时能够主动结合本民族的诗歌风格，将这些从中国传入的文体格式灵活地运用在自己的创作当中，推动了日本汉诗的进一步革发展。

更有甚者，如日本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就仿照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创作了《寒早·十首》。在形式上，这十首诗同白居易的二十首诗的格式相同，且每一首诗都是以同一句诗作为开头首句，并用题目二字作为第二句的首词作为引导。例如，白诗每首都以“何处春深好”做开头，下一句诗是以“春深”为开头进行创作。

道真诗则是以“何人寒气早”作为每首诗的开头，并以“寒早”作为每首第二句的开头。在内容上，每一章节围绕一个内容进行讲述，但彼此之间却环环相扣，内容连贯。这一独特的诗歌形式被称为“定格联章”。其中“定格”指的是固定不变的格式。“联章”则指的是将两首以上的相同格式的诗文连起来组成一整套诗文。这类诗文在格式与韵律上都有严格要求，如每首诗的字数与句数都要保持一致，并且在韵律方面也要有一定规律，文体的要求十分严格。菅原道真能将这一形式灵活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可见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汉诗创作方面的造诣极高。

这一时期的接受方式不同于平安初期对白诗诗句的直接摘录与套用，大多作者已经对白诗已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因此，在汲取白诗诗句时多是将诗句加以消化与创新后再融入自己的诗文中。以岛田忠臣的作品为例，在《春日雄山寺远望》中“吹绽三千世界花”化用的是白诗《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中的“见尽三千世界春”一句。在《夏日纳凉》中更是创新地将白诗中的“鱼笋朝餐饱”这一中式消暑方法，灵活化用成“把来冰颗飡三口”的日式消暑方式。可见诗人对白诗的理解程度以及诗人的独创性。再以道真的作品为例，在《菅家后集》中的《不出门》一诗，其“一从谪落在柴荆，万死兢兢跼蹐情。”

中的“柴荆”就出自白诗《秋游原上》中“清晨起巾栉，徐步出柴荆”一句。而“都府楼才看瓦色，观音寺只听钟声。”一句，化用的是《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一诗中“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一句。在《菅家文草》中，如卷二的《秋夜》一诗中“梁上鸡迟知未晓”化用了白诗《晚秋夜》中“邻鸡鸣迟知夜永”一句。“月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化用了白诗《晚寒》中“急景流如箭，凄风利似刀”一句。卷四的《法华寺白牡丹》中“名犹唤牡丹”化用了白诗《白牡丹》中“亦占牡丹名”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