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宋神宗赵顼那么奋发图强是怎么将北宋送上灭亡之路的?

宋朝史上的皇帝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朝代，小编今天要和大家说说当时宋朝的宋神宗皇帝，宋神宗名叫赵顼，是宋朝时期的第六位皇帝，是上一任皇帝宋英宗的长子，这样可以看来宋英宗实行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后来，宋神宗上位后大肆的奋发图强，努力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处境，不过，有人也是在说，宋神宗赵顼亲手把北宋送上了灭亡之路，具体的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吧!

宋神宗赵顼，英宗长子，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英宗赵曙长子。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由于改革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失败收场，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二十年。

人物简介

宋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讳赵顼，原名仲针，宋朝第六位皇帝，英宗和宣仁圣烈高皇后所生长子。庆历八年戊子年四月十日戊寅(1048年5月25日)生于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神宗出生当天，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聚集成云。神宗于治平四年正月八日(1067年1月25日)至元丰八年三月五日(1085年4月1日)在位，当政共计18年，年号熙宁：熙宁元年正月一日(1068年2月6日)至熙宁十年十二月六日(1077年12月23日)、元丰：熙宁十年十二月六日(1077年12月23日)至元丰八年三月五日(1085年4月1日)，年号使用17年。元丰八年三月五日戊戌(1085年4月1日)神宗崩殂于福宁殿，享年37岁，殡于殿西阶，庙号神宗，群臣上谥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十月二十四日乙酉，葬神宗于永裕陵。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加谥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崇宁三年(1104年)十一月，改谥体天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政和三年(1113年)十一月，加谥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政治成就

灭夏之举

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宋神宗命兵伐西夏，期图一举歼灭西夏。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宋军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夏，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饮恨而死，享年三十八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

启用人才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

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推行新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