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可能很多人都是在黄飞鸿系列电影里第一次听说白莲教，在电影里白莲教绝对就是反派的存在，也是暗示了一下白莲教的性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白莲教，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电影里那么轻描淡写，实际上白莲教从唐朝就开始有记载，毕竟唐朝时期相当开放，但是到了清朝白莲教彻底成为清政府的敌对势力，而且教内分支也多了起来。白莲教到底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的呢?下面就为大家揭秘白莲教背后的真相。

白莲教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除了武侠小说里的强力门派，就是历史书角落中的龙套过场。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感，远强于教材所能给予的篇幅。类似清朝白莲教起义这样的大事件，其实在历史上屡次出现。尤其是在体制异常僵化的明朝，白莲教众逃离内地，在边境上成为数十年的心腹大患。

来自内亚的悠久信仰

弥勒佛的原型 西亚等地的米特拉神

现在普遍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佛学昌盛的北宋年间，但这些看似膜拜弥勒佛的小团体，其实也是大有来头。他们的信仰体系起源，不仅早于北宋，也远早于佛教出现的年代。

弥勒佛的原型实际上是来自内亚的拜火教神--米特拉。作为一种从有文字记载前就出现的宗教体系，一直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和改变。当古代印欧人带着米特拉神崇拜，驾着战车去征服印度。新的形象也逐渐出现在了印度教中。以至于在更晚期出现的佛教中，就有了进一步转变的弥勒佛。

古典是的米特拉雕像

米特拉信仰向西也影响了欧洲。他们先是在小亚细亚等地，与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合体，成为新的太阳神标志。接着又一路向西，以原始的狮子形象和善战之名，成为了罗马军团士兵的普遍信仰。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米特拉神在罗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结果，米特拉神在被基督教取而代之后，又以天使长米迦勒的形象，继续活跃下去。

米特拉神曾是罗马军团士兵的普遍信仰

在古典时代后期--中世纪早期的波斯，脱胎于原本拜火教信仰的摩尼教又孕育而生。这种结合了部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的“波斯异端”，重点向东发展，一路从西亚传入东亚。他们也将米特拉作为主神之一，并逐步同在当地站稳脚跟的佛教产生了联系。以至于隋唐时代的东亚人都分不清两者的严格区别。米特拉神与弥勒佛也在东土完成了主题与分身之间的合二为一。

早期印度地区的希腊化弥勒佛形象

摩尼教在中亚遭到伊斯兰打击后，又在东亚被唐朝的灭佛运动重创。但作为一个有较完整组织体系的教派，还是分散在了民间，继续传播。到了两宋时期，摩尼教虽然摆不上台面，却也是民间非常盛行的教派之一。原先的太阳神标志，逐步被印度化的莲花取代，米特拉神形象也彻底融入弥勒佛体内。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最终以白莲教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官府的持续打压和佛教派系的不断攻击，已经相当本土化的白莲教还是不可避免的被牵扯到很多事件中去。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就有他们大力协助的因素。大量底层民众，因生活的困苦而拜倒在弥勒佛下，让他们很难被官府彻底消灭。

早期东亚的弥勒佛形象

元朝一统长江南北后，白莲教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一方面是继续信仰佛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的上层人士不屑，一方面是地方上儒家大族们的本能敌视。所以白莲教依然被限定在底层人群中，发展维度有很大局限。但也是利用南北交通的联动，这种在江南完成重生的小教派，一路到了北方各地。

元末，一系列的天灾与大规模瘟疫，摧毁了整个王朝的脆弱基础。以底层人士为主的白莲教，自然出现在了风起云涌的叛军之中。他们以教团形式，加入了著名的红巾军。最后协助朱元璋在江南有了立足之地。这段历程在几百年后，还启发了创作《倚天屠龙记》的金庸。

红巾军中就有很大的白莲教成分

惨遭清算

利用白莲教的朱元璋很快就对他们大开杀戒

但就和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一样，上位的朱元璋很难不忌惮拥有自发组织的白莲教。尤其是这些教团已经在民间发展数百年之久，很难不有悖于朱元璋的高压管制理念。于是，在他开始东征苏州时，就已经发布了攻击和取缔白莲教社团的命令。

在新的明朝基本占据长城以南的区域后，白莲教在当时京师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压制的非常厉害。相反，倒是位于边区的北方各地，有了逐步壮大的趋势。尤其是在山地众多的山西，大量长期接受内亚宗教影响的民众，很容易就接受了相同起源的白莲教。元末明初的北方战事，基本上就以山西为核心展开。战争破坏与明朝的奇葩经济政策，都让更多人陷入了贫困。白莲教的潜在市场也逐步增加。

大明朝的山西省地图

15世纪初的朱棣叛乱，又引发了规模不小的靖难之役。虽然战争基本上就在燕京到江淮直接的运河流域展开，却也一度影响到山西、河南等地。躲避战乱的人群，大量逃入附近省份。很多从卫所制中脱离的失地军户，也不自觉的进入山西和直隶，再次壮大了白莲教的规模。对此也无可奈何的明朝朝廷，只能怪小民无知，容易被“妖人”煽动。

更为不妙的处境，来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天灾。其中又以山西地区，遭灾特变严重。原本生产方式多样化的当地农民，被明朝强制进行单一的生产模式，对灾害的抗击能力也就降到了最低。不少人铤而走险，开始同边境另一边的蒙古人做了走私贸易。白莲教团的组织性与协作能力，正好符合走私商团的必须。

白莲教在民间的巨大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结果，这些在山西的白莲教众，就成为了北方边区的主要走私力量，堪称后来著名的晋商集团先祖。他们和东南沿海的私人海商一样，必须同内地的官宦大族联系，形成了维持地区经济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这样的局面在整个15世纪后期都愈演愈烈。当广东和浙江沿海的商人，在地方官护佑下出海贸易。在山西也有不少白莲教徒出关，同掌握北亚贸易路线的蒙古人交易。

更为讽刺的是，这一南一北的两大走私商人集团，也在同期遭到新的非难。新继位的嘉靖皇帝，是对权力及控制欲非常看重的君主。他周围的主要谋士也基本以最正统的儒家士大夫集团为主，对地方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他们先是接着屯门海战的冲突，以驱逐葡萄牙人为名，整顿了广州沿海。接着又以余姚的血案为契机，消灭了浙江沿海的双屿岛和几大海商集团。类似的模式也在山西发生了。

乘坐大象拉车的嘉靖皇帝

另一条路线

活跃在明朝边境的蒙古人

1545年，山西当地的宗室朱充灼因获罪而被取消了爵位。因不满被册封在当地的代昭王朱充耀，未替其向朝廷说情，决心发动叛乱。除了自己能动员的少量驻军外，他还向关外的土默特蒙古人求援，约定一起夹攻边防重镇的大同。

来自应州的白莲教领袖罗廷玺，在这场叛乱中也表现活跃。虽然这次叛乱很快被明军镇压，蒙古骑兵也来去匆匆，但还是让嘉靖的朝臣们开始注意其山西边境的情况。在又一轮高压清洗后，很多白莲教徒决定出逃，到长城以北地区另谋生路。他们以各自的小教团为核心，也吸纳了一些不堪忍受明朝剥削的农民，一起翻阅被蒙古人称为“白墙”的长城防线。控制着漠南与河套大部的土默特蒙古人，是他们之后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

被蒙古人称为白墙的明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