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不是守旧党的破坏?

说到戊戌变法其实这个变法有着无限好的前途的，感觉旧的世界就此能改变了，但是到最后还是失败了，也有非常多的人表示这个失败是有原因的，也有人分析了很多原因，但是其中呼声很大的就是守旧党再搞破坏了，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原因呢?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揭秘看看吧!

1898年秋，光绪皇帝下诏实行新政，变法维新。(电视剧《走向共和》)

匆匆间，戊戌变法竟然迎来了双甲子纪年。这是中国踏入近代门槛之后最具有政治意味的变革，可惜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就匆忙收场，而且给后世中国的变革预设了极大困难。痛定思痛，研究者乃至一般读史人无不以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党争，因为守旧力量太过强大。我个人在过去几十年读史生涯中也这样认为，但在最近几年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并不认为党争是戊戌变法归于失败的终极原因。

我思故我在

但凡有人群的地方，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争论，甚至有基于利害冲突的争论。所谓党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在传统中国皇权一元体制下，任何党争，都是皇权之下的争论，不在皇权之上，更不会影响皇权的行使。戊戌年，甚至戊戌前后，类似的争论、冲突并不止一起，但在维护皇权根本利益上，争论的双方甚至多方并无根本不同，更不是你死我活。而且，许多争论得以记录、留存，主要是因为记录者、留存者内心深处有一个党争的古老记忆。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戊戌年的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戊戌正月初三(1898.1.23)，总理衙门通知康有为第二天接受王大臣面询。翌日下午三时，康有为如约前往西花厅，与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谈话，康有为乘机将先前没有送上去的《上清帝第五书》直接呈交给政治高层，并洋洋洒洒谈了自己对政治、外交，乃至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并没有获得大臣们的积极回应，相反，翁同龢当天的日记却说：“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康有为素来将翁同龢视为知己，视为恩人，而翁同龢在日记里这样记录，让康有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康有为不认为翁同龢是变革的反对者，他从一开始坚信在中央层面，在满人中间，最有力的反变革者无疑当属荣禄，所以在康有为终生叙事中，荣禄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顽固派的角色。在西花厅晤谈时，荣禄曾好意提醒侃侃而谈的康有为，在注意变法的同时，也要注意不变，至少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康有为闻言则毫不客气怼了回去：“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康南海自编年谱》，37页)

荣禄

对于荣禄，康有为有一肚子不满，又过了一段时间，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康有为在朝房等待光绪帝召见时，又与荣禄不期而遇。荣禄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前来谢恩。春风得意的荣禄问康有为：“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重申这几年的思考，答曰非变法不可。

荣禄再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卷一，354页)

康有为直截了当地说：“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曹孟其：《说林》，《戊戌变法》卷四，322页)

康有为提议诛杀阻挠新法大臣。(电视剧《走向共和》)

康有为与荣禄这几次一问一答，据康梁说结下了后来仇恨的梁子，是戊戌年党争激烈化的一个外部原因，以至于康有为亡命出逃时，还要反复斟酌荣禄坐镇天津这个因素。康有为说当时友人黄仲弢劝他取到山东出逃，不要取道荣禄所在的天津。而康有为偏偏深谙“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安全”的道理，直奔天津，结果有惊无险顺利出海逃亡(《康南海自编年谱》，66页)。

荣禄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概念中，属于守旧势力的代表，是慈禧太后的干将。在他们的意识中，光绪帝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可惜皇帝身边缺少干才，仅有的一个翁同龢，还在新政刚开始就被干掉。在康梁看来，这也是党争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例证。

翁同龢被开缺时在新政开始几天，四月二十七(6月15日)的朱谕上指责他“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重任。”这是很严重的指责，如果属实，足以严办，可是上谕中却说翁同龢的这些问题本应查明究办，予以严惩，然而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最后的决定仍是将他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

毫无疑问，翁同龢在变法之初被突然罢官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人事案。同僚张荫桓获知此事的反应是“骇甚。”(《张荫桓日记》，537页)。官场上的一般舆论则以为翁同龢开缺回籍表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公开化，不可调和，因为翁同龢当了光绪帝二十多年的师父，关系密切，以这种关系和身份，翁同龢、张荫桓极力举荐康有为，引起守旧大臣的警惕，认为他们将结成朋党，蛊惑皇帝实施变法，而此时慈禧太后已经答应光绪帝，“不禁皇上办事”，这样的背景下，先在新政实施之前开缺翁同龢，是给光绪一个警示，提醒他注意分寸。(《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卷一，332页)这是最典型的说法，以为翁同龢开缺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恭亲王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必然结果，是戊戌年最大的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