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带兵奔丧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是想篡位吗?

我们知道，在古代，军事权力一向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只要手里握有兵权，都会让统治者觉得忌惮。然而在三国时期，孙策不幸身亡之后，周瑜回来奔丧，可是他居然带着军队，这不禁让人冷汗直冒，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一个可以说有些不安稳的时期，难道他是想要胁迫孙权逼宫篡位吗?

孙权与周瑜，在民间一向被认为是君明臣贤、琴瑟和谐之楷模。两人合力，一主政事，一主军事，将江东治理得井井有条，不动如山。建安十三年，曹操挟大军南下，迫降刘琮，收取荆州，直逼江东。孙权与周瑜君臣定议，发兵拒曹，终于在赤壁一把大火，歼灭曹军主力，保得国境无虞。又追至荆襄，苦战而下江陵，据长江而抗中原。三分之大势，由此而兆端。

周瑜亦因为赤壁之胜，得名传千古。苏东坡一曲《赤壁怀古》，虽然怀错了地方，但那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活脱脱染出一风流倜傥之青年英豪，雄略无双，立下旷世之武功。纵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意气霓生，心向往之。

孙权一生，十九岁继位成为江东领袖，至七十一岁崩逝，统领江东五十二年，论年头实乃三国第一。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看，帝王之在位年限，亦属前列。孙权于历史或民间记忆中，武功均非其长，但亦因为赤壁与夷陵两战取胜，也成为一代雄主。可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孙权与周瑜的面目，以及二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单纯。我们还得回到那段历史中，才能看清这二人的不解之缘。

首先孙策之死，极为仓促，白天被刺，夜间便丧命。因此孙策托付后事，也只能托付于当时在吴之人，包括孙权、张昭等。其余尚有在外之重臣，便不能领受遗言。张纮当时尚在许昌出使未归，而周瑜屯于巴丘、程普屯于石城、吕范在鄱阳。在外之重臣，听闻孙策死讯，便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赴吴奔丧，第二种是不奔丧。奇怪的是，上述诸位行动之记载，均不相同。周瑜为“将兵赴丧”，吕范是“奔丧”，虞翻是“留制服行丧”，程普则无记载。

当然，各人因地制宜，选择奔丧与否，并无高下，但史书中的表述，却颇堪玩味。周瑜最为特异，带兵赴吴奔丧，其意欲何为?如果是公心，可以解释为怕都城不安定，恐生变乱，而带兵抚镇。如果是私心，那便有点逼宫的意味。但从各人之表现来看，周瑜之带兵，想必不是出自孙权和张昭的命令。虽然张昭亦怕天下不服，而令孙权祛丧服而上马巡军，以定人心，但没有明确命令请各地驻守将军带兵吊丧，吕范、程普便无带兵之举。将兵赴丧，实乃春秋笔法。

周瑜此时屯驻巴丘(与周瑜丧命之巴丘不同)，位于豫章、庐陵两郡之交，这也是一年前刚打下来的地盘，仍属于深险未服之地，否则孙策也不会派周瑜来镇守。巴丘与虞翻所处之吴、会稽两郡之交的富春相比，形势好不到哪去。周瑜与虞翻所处环境相似，但采取之行动，截然相反，既然虞翻之行动史书颇有赞许之意，更可反观周瑜行动之异常。

从结果来看，周瑜带兵赴丧，便与张昭共掌国事。张昭掌国事，乃孙策明言托孤，可谓顺承;而周瑜掌国事，却看不到任何法理依据，仅书于带兵赴丧之后，颇似逆取。两年之后因为遣子任质之事，吴太夫人让孙权以兄事周瑜，不过这也说明在这之前，太夫人并未说过同样的话。罗贯中于此都看不下去了，只好穿凿一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来为周瑜辅政正名。

孙权此时只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刚刚接过权力，还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本来只听命于师傅张昭行事，但这位长自己七岁的周瑜，兄长生前的义弟，手握兵权的大将，忽然以强硬之姿态来到面前，只怕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孙权亦极有韬晦，把不满藏于心中，未与周瑜发生正面冲突，而是表面上仍尊周瑜于辅政之位，但却是尊而不用。

孙权建安五年继位，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前，均是巩固政权，讨平不服的阶段。周瑜则名义上为将率，与张昭同领国事。但实际上却被孙权雪藏，至少有六年时间，未见周瑜有何任用。

周瑜本传记载中，建安十一年之前，周瑜未参与任何战事。其间孙权方面至少有三场大仗，一是讨平皖城李术，二是击破黄祖舟军及附属战，三是遣贺齐平定建安诸县及其他。其余各将领讨伐山越，平定叛乱，则未可胜数。三场大战，周瑜均未参与，这与在孙策帐下，每战必从，已有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