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宋神宗模棱两可的态度吗?

说到中国的宋朝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宋朝时期的经济非常发达，但是，后来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国家没有钱，老百姓也是穷的叮叮响，为此，宋朝出现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的宋朝还是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的，不过，王安石变法因为太过于急功近利，最后还是失败了。有人说王安石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宋神宗的模棱两可的性格，具体的我们也一起来看看!

在说了半天王安石与“熙宁变法”之后，让我们还是把镜头更多地对准宋神宗赵顼。

在历史的镜头下，我们看到这位虽年纪轻轻但却少年老成的大宋第六代皇帝自登位那天起就显得很是有些忧心忡忡，心力交瘁。

也难怪，大宋这家百年老店此时已经百弊丛生，甫一即位，便有那么多棘手的矛盾等着他去解决，有那么多的迷津等着他去指点，历史过早地甚或可以说是不负责任地把那么多的重担压到了这位还才刚刚过了20岁的年轻的皇帝身上，这使神宗赵顼感到了肩上担负的沉重的责任与压力。

说来，古往今来，权位这东西对于有些人来说，往往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纵欲的温床，而对于那些极具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的极少数人来说，则常常是一种道义的自律，精神的负担，甚或可以说是灵魂的煎熬与折磨。

很显然，我们看神宗赵顼便是那种极具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的极少数人。作为一位继统帝王，按说，在承平年间，只要他乐于守成，安分守己，得过且过，平时只管尽情地去享受人主通常所享有的那些声色娱乐，富贵荣华，他的太平天子一定会当得快快活活，有滋有味。可是，由于性格使然，血管里总是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不甘平庸的他在嗣位新君后却一心要励精图治，揽辔澄清，变法图强，到头来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使他的皇帝当得一点儿也不轻松，一点儿也不快活，而他的人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增添了许多的痛苦与悲哀。

如果说，王安石是“另类宰相”，那么，很显然，神宗赵顼则是“另类皇帝”，就因为选择了改革，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的不归路，其实，君臣两人的命运都很不幸，甚至，比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宗皇帝更是一个悲剧。

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尽管由于共同的志向，在熙宁变法中，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站到了一条船上，在改革的茫茫大海上不仅一起苦苦搜寻正确的航向，而且还一起战狂风，斗恶浪，但就双方所扮演的角色身份来说，王安石扮演的顶多不过是一个大副，究其实不过只是一个高级雇员而已，他所承担的只不过是有限的责任，万不得已时，王安石可以发牢骚，可以撂挑子，可以甩手走人，卷铺盖上岸。可是，身为船长，神宗赵顼却没有这么自由，既然船是他的，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弃船而去，无论是反对派的指责，改革派的抱怨，乃至改革的困惑与风险……所有的一切，他都必须而且也只有一个人独自承担。

说来，人的悲剧有时往往多半还是性格的悲剧。仔细分析起来，在神宗的悲剧元素中，有些固然是由于时代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其自身性格因素酿成的。

从史书上看，神宗赵顼应该说是一个老实人，也许是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与两宋的大多数赵氏皇帝一样，他的性情显得比较憨厚，性格显得比较温和，甚至还颇有些柔弱。显然，倘若只是一般人，赵顼的性格与为人不仅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值得称道，然而，作为一个需要对许多大事杀伐决断的帝国元首，年轻的神宗皇帝则显然还有欠火候。身为皇帝，他似乎根本不懂得帝王之术，缺少政治人物通常所应具有的权谋与手腕，在一些关键时刻，既不能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凶猛”，又不能表现得“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使他自“熙宁变法”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左支右绌，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即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吵声中拉开序幕的。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两位同样学识渊博的少壮派大臣引经据典，唇枪舌剑。王安石认为，改善财政的当务之急是选拔善于理财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懂得如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要善于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把天下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在改善百姓生活的同时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而司马光却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乃是用哄骗的方法剥削老百姓，不过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时所采用过的早已老套过时了的伎俩罢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观点无疑是对的，非常符合经济学的观点，即在经济建设中，在一定的限度内，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可以实现利益“双赢”的，双方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该说是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同一关系。司马光的观点却正好相反。

想当年，当商鞅与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当着秦孝公的面公开“亮剑”，展开辩论时，时年只有23岁的秦孝公旗帜鲜明地站到商鞅一方，主张改革，可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高手过招时，时年21岁的宋神宗的态度却没有这么鲜明，尽管他在内心中偏向王安石，但在公开裁判时，却尽量息事宁人，两不得罪，既说王安石说的是对的，又说司马光讲的也不错，态度显得很是有些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