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光时亨光处长时怎么坑死崇祯的?

说到明朝到了崇祯的手上好像其实就真的就是气数已尽了，有的人说是崇祯的锅，有的人说历史长河要淹没明朝，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崇祯的也还是非常有争议的，话说明朝有一位叫光时亨光处长，他呢就是典型的想明朝不好过的人，可以说是把崇祯给坑死了，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下面跟随小编来揭秘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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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明崇祯十七年。

这是一个天崩地坼，山河巨变的动荡时代。

外有满清虎视眈眈，内有“流贼”攻城略地。《明史》称“溃烂而莫可救”，两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

是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一个新政权的成立意味着敲响旧政权的“丧钟”。

从飘忽不定的“流贼”到建立政权，从无政治主张的农民到明确“争天下”的集团，李自成已经向崇祯亮明了“掘墓人”身份。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开始渡过黄河进攻山西，所向披靡，官民迎降。下一个目标十分明确：将革命进行到底!进京赶考去!

摆在崇祯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死守京师，号召天下兵马“勤王”，不成功则成仁;二是南迁，做战略性转移，迁都南京，重振旗鼓再图一战。

无论是崇祯，还是群臣，其实内心都很明白，第一个方案无异于痴人说梦。

继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民军克星”孙传庭潼关兵败身亡后，最后一支“听指挥，能打仗”的明军主力已经不存在了。

分镇各地的左良玉、刘泽清、吴三桂等将领虽然掌握有兵马，但朝廷实际上已指挥不动，他们已经成了各怀鬼胎，有奶就是娘的地方军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后路。

后来的事实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山东总兵刘泽清公然拒不奉诏出兵，反而说：“天下变，山东不为他人有耳!”后来，清军一南下，他立即投降。

与死守北京的方案相比，“南迁”方案显然更具可行性。

明朝实行“两京”体制，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国家机构。平时看起来是安排闲职官员的清闲之地，若一旦北京有失，就可以发挥政权“备份”作用。

而且，南京所处的南直隶所辖区域相当于现在上海、江苏、安徽，是大明帝国最富庶繁荣的地区，赋税居全国之冠。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估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率要高于其他地区通行税率的五六倍。南直隶松江府3个县的田赋加在一起与整个广东省持平，而广东省有75个县、1个州。”

此外，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还有大量明军，仅盘踞武昌的左良玉部就达20万人。

一句话，“南迁”有钱、有粮、有兵，有现成的政府班子，如果不能东山再起，最不济也可划江而治，保住半壁江山，不至于亡国亡天下。

02

“南迁”虽然好，对于崇祯而言，却隐含着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

堂堂一国之君，大明天子，竟然弃都城而逃，丧师失地，置黎民于水火，而且很可能一去不回，如南宋一样偏安一隅。这既需要痛下决心，更需要群臣的配合，给个理由先，给个台阶下。纵观中国历史，正常的表演程序应该如下：

群臣进谏：“形势危急!奔跑吧，皇上!”

皇帝大义凛然：“不走，天子守国门，国君死社稷!”

群臣再次进谏：“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有一种胜利叫撤退。奔跑不是逃跑，是为了拯救国家和苍生!”

皇帝若有所思：“这真的不是逃跑?而是利国利民的战略转移?”

群臣反复进谏：“绝对是。如果不是，黑锅我们背，就说陛下是被我们蒙蔽南迁的--说好去郊游，结果一下游到南京了。”

皇帝面露喜色：“那就别磨叽了，咔咔的赶紧走啊!”

这是正常的剧本，可悲的是，崇祯朝的群众演员从来不按剧本来演，反而像陈佩斯一样抢正面人物的戏。

明朝末年，文官集团已经彻底沦为“精致利己主义”群体，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论是东林党与阉党，还是浙党、楚党与齐党，大家都只看立场站队，不问是非对错，挥舞着“道德”与“正义”的大棒互相攻讦。不少人一开口就是“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仁义道德”，实际却是为一己一小团体的私利，更没有人愿意为皇帝背黑锅。

比如，面对辽东后金(清)、国内李自成“两线作战”被拖垮的困境，明廷务实的选择是“攘外先安内”，与后金和谈，集中精力先对内。

但每次一准备和谈，群臣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群情激奋：和谈就是“汉奸卖国贼”，宁愿大明不长草，也要收复辽东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