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元成哀平四位皇帝要付多大责任?

西汉由顶峰跌落到谷底也仅仅用了四代皇帝时间，最后的子婴不算的话，整个西汉也就是毁在元成哀平四位皇帝手上。其实西汉后期衰落的速度有些令人感到诧异，为什么最后衰败起来完全就止不住了呢?汉元帝继位的时候，西汉还是一片繁荣景象，匈奴一族也老老实实的没出来惹麻烦，而且汉元帝还有一副好心肠，只是汉元帝似乎把这片善心用错了地方，导致西汉逐渐步入下坡路，难道出了一位仁心宅厚的皇帝还成了坏事么?

在元、成、哀、平四帝统治的56年里，西汉帝国究竟是如何由强盛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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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刘奭即位前，正逢孝宣中兴，大汉本是一片繁荣，国力强盛，四夷宾服。

汉宣帝刘询来自市井，深知民间疾苦，深恨贪官污吏。他在位时，严明执法，大力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地主。

刘奭天生一副“好心肠”，看不下父亲的严刑峻法。有一次，他对其父汉宣帝进言：“陛下任用酷吏，刑罚太重，应该多重用儒生啊!”

汉宣帝听完这番话，十分不满，正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随后又说，腐儒不合时宜，动不动就厚古薄今，就知道忽悠人，怎么能重用?

刘奭惹得他爹动怒，只好悻悻然退下。他走后，汉宣帝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不幸言中，大汉的江山正是从柔仁好儒、优柔寡断的汉元帝开始，不断走下坡路。

在汉元帝时，西汉社会便已经危机重重。朝中外戚、儒生、宦官互相倾轧。

汉元帝不亲政事，朝政日益混乱。刚正不阿的天子之师萧望之被诬告下狱，悲愤自杀。奸佞宠臣石显却被“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气焰熏天。

当时，农民常受当地官吏无端勒索，尽管有政府赐给的土地，也无力耕作，不得不贱卖从商。无数穷困潦倒的百姓走投无路，改当“盗贼”。

还有，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西汉末年正是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由温暖期向寒冷期过度的一个阶段。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天灾频发，常见的有旱、涝、蝗、瘟疫等。

有一天，大学者京房问元帝，当今是治世，还是乱世?

元帝倒有几分自知之明，无奈地答道：“亦极乱耳，尚何道!”

为此，汉元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和危机，包括：减免赋税，乐府减员，罢盐铁官、常平仓，等等。他甚至大胆地打破惯例，削减宗庙，这在当时看来，可是冒犯祖宗，无视神明的举动。

可惜，这些举措都是流于表面，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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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史籍，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下，老百姓的恐慌与焦虑。

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七月，正值关中地区雨季。

一天，一则“闹洪水”的传言迅速成为长安城的新闻。

消息传来，不知真假，京城上下一时舆论哗然。百姓以为即将大水漫城，“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

吊诡的是，当时居住在长安城外的，一个年仅九岁的女童，居然为了避难，擅自从宫城横门溜进来。她一路跑到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未央宫。

未央宫是西汉诸帝日常起居与办公理政之所，如此重要的地方出现闯入者。殿门守卫一开始居然毫无察觉，可见朝中安逸懈怠的状态。

长安动乱的消息很快传到成帝耳中，他紧急召集大臣们议事。

皇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提出，大家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他建议宫中太后、皇上及嫔妃先乘船避难，京中官吏则迅速组织民众，到长安城的高地躲洪水。

众臣都顾着拍王凤马屁。左将军王商坐不住了，只有他针对“闹洪水”这则消息提出质疑：

“自古以来，就算是无道之国，洪水也不能随便淹没城墙。何况现在是太平盛世，‘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怎可能会有大水一日之间，汹涌而至?这一定是谣言，贸然让民众避难，只会让他们更恐慌。”

过一阵子，长安城稍微安定。宫中派人询问情况，才知道果然是讹言。

偌大的长安城，之所以会闹出这样的乌龙，其中一个缘由是当时灾害不断，国家无力应付。

民众对政府防洪能力失去信心，一听说天灾降临，自然是保命要紧。在西汉政府的统治下，老百姓整日生活在惴惴不安中，这便是“闹洪水”事件出现的直接原因所在。

而王商虽然说得在理，可他口中的“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不过是在粉饰太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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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活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来，老百姓只能通过宗教寻求慰藉。无独有偶，哀帝时又发生了一次流言事件，而且比“闹洪水”传播得更为广泛。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关东大旱，西汉政府再一次无力应付灾情。

关东民众顿感生活无望，遂以“祠西王母”为口号，发起“传行诏筹”的宗教运动。

自正月起，民众惊走，手持草茎禾秆，相互传递，一路西行。若遇同伴，则人群聚集，有时群体人数多达上千。

他们或披头赤脚，或夜间闯关，或越墙入城，或乘车奔驰，运动波及二十六郡国，全国四分之一的地方都有这些狂热宗教分子的身影。

到达长安后，老百姓们在里巷阡陌呼号、歌舞，集体祭祀西王母。

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民众“会聚”、“惊动”、“奔走”，看似狂热的宗教崇拜，仿佛是在对这个腐朽的王朝，进行着**。

这场神秘主义的民间运动，从春天闹腾到秋天，距离大规模的变乱，不过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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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汉末世，盗贼并起。“盗贼”，成为当时诏书、文告中常见的字眼。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东郡侯母辟兄弟五人，带领一帮流民，烧毁官府，抓捕县官，夺取印绶，自封为将军。

阳朔三年(前22年)，颍川铁官徒(从事冶铁生产的刑徒)申屠圣率众起义，杀长吏，劫府库，自称将军，所过之地，多达九郡。

永始三年(前14年)，尉氏樊并等发动流民暴动，杀陈留太守，同年，山阳苏令等起义，杀长吏，夺武库兵器，波及十九郡…

同时，一些武装分子在关中南山起义，依山阻击，断绝交通，已经直接威胁到都城长安，如南山群盗傰(péng)宗等数百人和鄂县盗贼梁子政所率流民。

哀、平时期，关中民众暴动，日益频繁，不胜枚举。他们纵横京畿、三辅，还曾纵火焚烧汉武帝茂陵，当时在未央宫都能看到浓烟滚滚。

来自各地的起义民众跨州连郡，相互勾结。朝廷派兵镇压，又下诏抓捕贼首，连年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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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汉末年这些流民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中一大原因，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如此情形，导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大批农民破产，或流亡为寇，或沦为奴婢。

史载，汉成帝本人就“置私田于民间”。在土地兼并的道路上，皇帝一马当先，广置田产，起“模范带头作用”，大大助长土地兼并之风。

外戚、宠臣大受鼓舞，公然对土地进行掠夺，更加肆无忌惮。

汉成帝的舅舅王立，曾经勾结南郡太守李尚，强占“草田数百顷”。

这些“草田”原是陂泽荒地，属于少府的公有地，因借给农民耕种，大多已被开垦为耕地。王立眼见这片土地肥沃，当即决定强取豪夺，作为私用，不顾百姓死活。

一些出身穷苦家庭的高官，一旦身居高位，反而利欲熏心，以权谋私。

著名经学家匡衡，年轻时凿壁偷光、勤学苦读，其父靠给人帮工，供其读书。

后来，匡衡官至丞相，封安乐侯，竟然贪得无厌，利用郡图的错漏，非法侵占公田400顷。

另一个当过丞相的权臣张禹，更是饕餮之徒。

他不但在朝中享受着高官厚禄，还“内殖货财”，私下里经营工商业，财力雄厚。为将生意做大，张禹依靠权势，肆意兼并土地，“多买田至四百顷”，还都是关中泾水、渭水附近的良田。

一次，张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的一处良田，成帝为满足他的要求，竟下令将亭所迁到别处，而把这块地赐给他。

官亭公田都抵挡不住官僚地主的强取豪夺，贫民的私田更不在话下。

张禹一人集官僚、豪商、地主于一身。这也是西汉末年高层官僚的一个发展趋势，官僚地主对于土地的掠夺，数量庞大，令人发指。

另一方面，西汉末年，又相继出现一批富商大贾，他们遍布于京师及各郡国。

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成都的罗裒，在巴蜀、京师之间来往贸易，数年间获利千万，又以获利的半数贿赂当朝权贵，放高利贷，独占盐井之利，一年之间获利一倍。

临淄的姓伟(此人姓姓，名伟)，以鱼盐致富，家资数千万，闻名于齐地，当地官员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另外，还有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长安的樊嘉、挚网、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