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安德海的真正死因

说到安德海其实大家应该不是太了解这个人，但是如果说他是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太监的话，想必大家应该有所了解的，有的人说了，慈禧旁边的太监红人不是李莲英吗?其实安德海也是的，但是安德海却离奇的死亡了，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我们不妨就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

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六日，赵烈文到直隶总督府见曾国藩，看到清政府发布的消息说：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得海(也有写作“安德海”)假冒造办龙衣钦差，在山东招摇，为山东巡抚丁宝桢(贵州织金县人)揭参，奉廷寄(由军机处直接发出的机密文件)沿途拿获，无须审问，即行就地正法。他心情特别激动，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本朝约束阉宦家法本严，自两宫垂帘，不得不假此辈宣传命令，遂成城社之恶，都门物议哗然。此旨一下，人心为之大快，朝政清明，可为额手。”(《能静居日记》三十二)

赵烈文是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无话不谈的心腹幕僚，前不久又被曾国藩专折奏调到直隶任知州，像他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尚且会被清政府事后发布的消息所迷惑，无法了解安得海之死真实内幕，其他平民百姓，自然更会被政府一手操弄的“坏事变好事”的假信息所蒙骗。真实情况其实与此截然相反。处死安得海不仅不是“朝政清明”的表现，相反却是慈禧太后宠幸纵容的结果，哪是什么“额手称庆”的好事情!

有关安得海之死真相的最权威记载，无疑是晚清名臣(也是赵烈文的朋友和同事)薛福成写的两篇文章：《书太监安得海伏法事》和《太监安得海伏法》(分别收入《薛福成选集》和《庸盦笔记》)。其他诸如《清穆宗实录》《清稗类钞》和《清代野史》等正史野史，所记都没有薛文详细和真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薛福成既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间接参与者，他的四弟薛福保又在丁宝桢幕府负责文案工作，能够接触所有核心机密，薛福成所记事实当然最值得相信。

1、丁宝桢受命诛杀安得海

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薛福成跟随直隶总督曾国藩北上保定就职，途经山东济南，顺道探望在丁宝桢幕府担任文案工作的四弟薛福保，同时乘便拜谒了四弟的座主丁宝桢。丁宝桢早就知道薛福成是曾国藩手下得力干才，相见交谈之后，即“留之宿，与语天下事，逾二旬不倦”。

眨眼就过了20多天。临分别时，丁宝桢突然对薛氏兄弟说：“方今两宫垂帘，朝政清明，内外大臣，各职其职，中兴之隆，轶唐迈宋。惟太监安得海稍稍用事，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当奈何?”不等薛氏兄弟回答，丁宝桢又说：“吾闻安得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何如?”

薛氏兄弟听到丁宝桢推心置腹地向他们道出了心中的重大秘密，无不异常感动，于是异口同声回答说：“审如是，不世之业也!”不过他们又知道，此事关系甚大，稍不谨慎，为祸不小，于是出谋划策说：看准时机后，不仅措施要周密，而且行动必须果断和坚决。

清朝祖制是严格禁止太监出京的，安得海此次去广东，只有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知道，行动极为隐秘，丁宝桢怎么事前就知道这一消息呢?

原来安得海在北京住腻了，很想出去玩玩，便请求慈禧给他一个机会。慈禧因十分宠幸安得海，就不顾体统，让他去广东为同治置办大婚用的龙衣。慈禧还把此事和同治说了，显然是欺他年幼无知，并料定他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哪料想同治人小主意大，早就等着这一天到来，于是假意赞成慈禧安排，暗中却通知山东巡抚丁宝桢做好诛杀安得海的准备。

2、同治为什么要杀安得海并选中丁宝桢执行这一计划?

这就不能不说这个安得海确实活得不耐烦了。他不仅屡进谗言，打压恭亲王，结果慈禧削掉了恭亲王的议政之权，而且对同治小皇帝也看不顺眼，经常在慈禧面前搬弄是非，挑拨其母子关系，同治为此没少挨老娘训斥。同治年岁渐长之后，又不时听流言说小安子与母亲关系暧昧，因此更加恨透了安得海，常常拿刀子砍断小泥人的脑袋，以发泄心中的怨恨。身边太监问他怎么回事，同治满脸杀气说：“杀小安子!”于是“内监中知安得海之首领将不保矣”。

至于同治选中丁宝桢执行这一计划，则带有一点偶然性。原来就在这年年初，丁宝桢进京谒见皇帝和皇太后，见面谈话时，同治发现丁宝桢“遇事敢为”，便赶忙与慈安太后(同治虽是慈禧所生，但更喜欢嫡母慈安)密商，把自己很想杀掉安得海，丁宝桢是理想的执行人之类的话对慈安太后说了。慈安对慈禧异常宠爱安得海也很有看法。两人商量妥当后，同治便秘密召见丁宝桢，命他在安得海南下途经山东时择机行事(《清代野史》第五章《安得海伏法》)。丁宝祯对安得海其人其事早有耳闻并感到愤慨，现在要他执行这一特殊使命，自然雄心万丈地答应下来。

3、德州知州赵新另有自己的盘算

丁宝桢回到山东后，当即密嘱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

德州位于黄河下游、山东省的西北部，是山东省的北大门，历史上德州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码头，是连接华北与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安得海南下广东，入境山东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德州，丁宝桢在此设置抓捕点，说明他不仅“遇事敢为”，而且办事相当牢靠和稳妥。

赵新此人可不简单。他不仅阅历广，经事多，为人处事经验十分丰富，而且对官场利害关系看得十分透彻。他表面上接受了丁宝桢的命令，内心其实另有自己的盘算。他不仅不会在德州擒拿安得海，而且安得海过境德州时要不要向丁宝桢汇报，要汇报又该用何种方式等等，都在掂量之中。

他是这样想的：如不汇报，丁宝桢肯定得罪不起;如公开禀报，又担心一旦不能去掉安得海，自己反遭其害。后来他召集幕僚反复密议，才确定采用“夹单密禀”法。

所谓“夹单密禀”，就是不用正式文件上报，而是通过私人秘密书信方式，向丁巡抚报告此事。丁宝桢接到密报后，如果不上奏朝廷，其私人秘密书信因为不是例行公务文书，当然不会作为档案保存，事后安得海也就无从得知;如果丁宝桢参奏安得海，则无论是祸是福，均由丁宝桢一人承担，与他这个小小的知州毫无关涉。赵新显然不知道也不敢想丁宝桢手握“尚方宝剑”，具有先斩后奏之权。

如意算盘打定后，赵新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静等安得海到来。

4、丁宝桢失去了先斩后奏的条件和机会

当年七月，安得海果然带领大批随从，沿运河南下，声势烜赫地进入德州境内。赵新也果然按照自己的计策行事，及时向丁宝桢密报了安得海的行踪。

丁宝桢知道赵新在耍滑头，却又无可奈何。他一面十万火急地写了份奏折，六百里加急送往京城，一面紧急命令东昌(今山东聊城)知府程绳武等地方官员继续追捕安得海。

程绳武奉命后，虽然脱掉官服，改换便装，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在炎炎烈日下紧紧跟踪了三天，但最终还是不敢动手，眼睁睁看着安得海一行登陆上岸，大摇大摆往泰安方向去了。

丁宝桢被迫无奈，只得再命总兵王正起“发兵追之”。最后依靠部队的力量，才在泰安境内将安得海及其随从擒捕并连夜解往济南。

同治皇帝不是要丁宝桢择机行事、就地诛杀安得海吗?在薛氏兄弟面前，丁宝祯不是夸下海口，要对安得海“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吗?现在他连安得海的面都没有见着，只凭赵新一纸密禀，就马上向朝廷奏报此事并请求下一步指示，这不等于把同治皇帝出卖了?

丁宝桢此举是不是受了赵新的负面影响，薛福成没有明说，但丁宝桢这一做法本身，无疑会让人觉得他其实和赵新一样，也是为了自保，也是在玩弄权谋。

同治当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未成年人，手上没有任何权力，安得海的身份和地位却极其特殊，要在这个太岁头上动土，稍有不慎就会满门抄斩。丁宝桢在执行同治密令时预留一手，不敢把身家性命完全押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