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大公至正保证其延续性

实际上，古代科举制的发展也是经历了百年的时间，才能说真正达到了基本的公平性。科举制的推出并不是一帆风顺，这个制度在早年侵占了很多门阀士族的利益。原本朝廷官员都是世袭，只要不犯什么大错，基本上不用担心自己的地位会被顶替，而民间百姓想要入朝当官只能靠运气。科举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垄断，不过这项制度能够延续千年也是因为对于科举有着严厉的保护措施。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科举制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吧。

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以来，科举制度在1300年的历史中，这条看似“学而优则仕”的光明坦途却相当狭窄，到了清代时期，这一制度才勉强产生“十万进士”，说明了科举制度的文化设计的难度性和相对公正性。仅此一点，杨广对于历史文化的贡献就相当了得。此后，科举制度成了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通道，同时对于科场舞弊及学术造假均以高压态势进行零容忍管制，科举制度的严肃性不言而喻，而这项制度能够跨越千年，靠的是真才实学，由此让这条高端人才通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科举制度的严肃性和难度，最终千年只有“十万进士”。

科举制度，在五四运动中曾经被批判过。往前，西方民主革命时期批判过，戊戌变法时也批判过。科举制度的创立以来，为各个时期选拔了大量人才。例如，唐宋文学上有成就的人除李白之外，大多数人都由进士出身，在历史上作有突出贡献的人许多人都中过进士。有的出身家境极其贫寒，如范仲淹“割粥而食”，欧阳修小时连个笔都买不起，但是靠着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彻底改变人生，并在历史上留下煊赫名声。此外，明代王阳明和清代曾国藩，无一不是科举制度培养起来的高级人才。然而相对来讲，科举制路总体来看是艰涩之路，是最拥挤的仕途之路。

从“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有人因为落第连回家的脸面都没有了，唐代诗人张继正因为落第而写出了千古传颂的《枫桥夜泊》，那一夜张继的失眠成了那些落第人的典型代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虽然天资聪颖却考了三次科举才中举王阳明十岁的时候问自己的私塾老师说：“天下何事为第一等事呢?”师傅对他说：“唯有嵬科高第，如你父辈等考取功名，中状元光宗耀祖才是最大的事情!”王阳明却质疑说：“嵬科高第者是常有的事情，这难道就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吗?”老师回答说：“当然，如你所见，什么事情都要成为第一名才好!”王阳明辩解说：“登第及科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之人吧。”《王阳明全集》王阳明对于科举之路看得较为达观，甚至是有那么太过于轻松而另类，他曾对别人说起落第的感受时说：“人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就是科举考试让他动心去做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早年的王阳明狂傲可见一般。

无独有偶，清朝的曾国藩在科举之路走的更是异常艰难，在历经7此考秀才后，终于来到北京继续参加科举。曾国藩在参加完殿试后，拿出自己考题给同考看，因为粗心马虎，这才发现有一个大错误，让他非常懊悔，到家之后“午初到家，因场屋有大错乱，心甚不安贴，与内人兀坐相对，患得患失之心，憧憧靡己，强为制之，尚觉扰扰，夜不成寐。”由于殿试的马虎让曾国藩回家后悔恨恍惚，幸好三天后，曾国藩得了二等第一名榜单成绩，并被道光安排到“翰林院侍讲升用”由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在多年后已经是功成名就之时的曾国藩，还会被梦境考试所累。“梦在考场中考试，苦涩不能下笔，不能完卷，焦灼之至!惊醒。”在梦里他因为答不上考题，非常焦急，以至于如噩梦般的惊醒，可以想见曾国藩当年在科举道路上的异常艰难，以至于他年之后还在为此胆战心惊。他在醒来后自我总结说：“余以读书科第官跻极品，而学术一无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愧叹无极!”《曾国藩日记》

雍正是科举舞弊的处理最严厉铁腕的皇帝，对科举舞弊零容忍。

雍正十年(1732)，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俞鸿图被任命为河南学政，掌管一省文教，属于钦差大臣。由于替皇帝遴选人才，组织科考，属于重量级官员。“学臣岁、科考试，乃选英论秀，为国家储备栋梁只用，必须矢慎矢公，屏绝贿赂，方能拔孤寒而得正才。”这是当时对主考官提出的总体要求。此后一年，于鸿儒在五月份来到许州主持考试，按照惯例应该由知府一级的官员配合这项工作，但当时许州知州安凤彩外出未归，俞鸿图便临时委派知县贾泽汉暂时代理，结果因此铸成大错。原来这个贾泽汉的知县本来就是违法乱纪的一类官吏，因为住在当地的一个油店内，便于店主和几个帮手窜通，终于说动了俞鸿图上下勾结，合伙贿卖考题给秀才。

没多久，河南学政俞鸿图出卖考题的科场丑闻迅速传播出来，河东总督王世俊向雍正奏报说：“臣虽巡视东省，而豫省官吏时刻提防，留心访查。在东省时，即闻学臣俞鸿图私卖秀才，声名不好。”《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在奏报后，王世俊又将具体涉案秀才的名单给雍正一并呈递，并说以上几十人确凿外，还有一些“尚未尽悉”。雍正得报极其震怒，要他进行详细调查，一个月后，王世俊将调查结果向雍正汇报说：“现今各童生甚是畏法，已将贿卖秀才银两悉行供出。”最终，王世俊汇报结果是，俞鸿图共收受秀才银两12000多。《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在提审俞鸿图时，本人对此案供认不讳交，但在收受数额上存在差异，俞鸿图供案说：“许州考毕要走时，知县贾泽汉说，考生很感激我，给我公礼封套一函，一时昏聩，竟然收了。里面三个票子，其中两票共二千四百九十两，一票二千两。另外，于八月间回家，家人丁宝、宋纪云、教官张正性在外撞骗着几名，前后持银一千五十两，分与小的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