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减刑制度有何区别?

封建时期不像现代，做什么都要讲究人性化，古代做事的方法就要简单粗暴多了。早期各种残忍的刑罚，基本毫无人性可言，怎么残忍怎么来。到了之后的朝代情况变得有所好转，但对于犯罪的人来说依然犹如炼狱。除非是遇上什么大事，皇上下令“大赦天下”，这才会有一线生机。其实历朝历代也有减刑制度，只不过并没那么系统。这次主要就为大家讲讲减刑制的建立，以及发展，一起来了解下吧。

一、先秦时期赦宥的起源与发展

法律罪刑减免的内容是历来学者对赦宥制度最为关注的问题，近代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总结性研究的当推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他在《历代刑法考》一书中专辟十二卷对古代的赦进行考察，在这十二考中，他采用的是对赦的史料分类汇集，每类按照从古至今的年代顺利编排，可以说是史料浩瀚，分类精当。他的研究方法为后来对赦宥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基调。

关于赦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易经·解卦》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根据后人对该卦的解读，“赦”是指对过失犯罪免除罪刑，“宥”则是指对其他罪犯宽免刑罚。

《周礼·秋官》中司刺的执掌是：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赦宥的对象均有条件限制，宥是对犯罪赦免条件的规定，只有不识、过失与遗忘三种情况可以宽宥;赦是对特殊犯罪群体罪刑的免除，老弱及愚蠢之人均可得到宽免。

以上两种情况都是讲对特殊罪刑的处罚宽免理念，和后世的赦宥制度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它的赦免范围较窄，只是对特殊情况及特殊人群的赦免，还不具备后世那种大赦天下或曲赦某一地区的赦免范围。其次，此时的赦宥还是一种单独存在的法律行为，赦宥只能仅仅属于法律的内容，没有像后世那样与特定的政治情况相联系。所以，此时的赦宥还不能称之为制度。

现可考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大赦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即鲁国庄公二十二年的“肆大眚”。沈家本评价说：“《司刺》所言者，尚无后世大赦常赦之事，惟春秋之肆大眚，似为大赦之权舆。”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鲁国出现这种大赦的权舆之外，其他各个国家也都有类似这种形式的赦宥。像春秋末年的楚国，也出现了这种大赦的形式，像我们所熟悉的陶朱公长子吝金害弟的故事，范蠡次子的生死就和楚国的赦有着密切的联系。

陶朱公的二儿子**被囚禁在楚国，其大儿子携重金去楚国营救弟弟，他遵从父亲的建议把重金送于楚国上上下下都很敬重的庄生。庄生入宫游说楚王说：“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听从庄生的建议下令封三钱之库，准备以赦布德消灾。庄生所找的另外一个楚国贵人就依照以往经验跟庄生说：“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者封之。”范蠡的大儿子认为弟弟理应因楚王的赦而出，他并不知道这次赦是由于庄生的帮忙，所以又找庄生取回了金子。庄生很生气，他又游说楚王说：“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从这个例子来看，楚国此时应已有因灾异而赦的情况，而从陶朱公大儿子因楚王发布赦，其弟弟就会被放出的想法来推测，这种赦应该是涉及大规模的犯人，这种赦已具备后世赦宥的某些特征。而真正意义上的大赦天下则是秦汉时期的赦宥制度。

二、秦汉时期赦宥的发展

秦国在战国时期已屡行赦宥，甚至还有大赦罪人的记载。但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秦朝以后，其在位三十多年都未尝行赦宥。秦二世在位期间有过大赦的两次记载，一次是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十月戊寅的“大赦罪人”，关于这次大赦的具体记载史料不足;另一次“大赦天下”是在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冬，当时的大赦是为了赦免骊山的囚徒，使他们从军抗击陈涉所派遣来攻秦的周章的军队。

两汉是赦宥逐渐完善与发展的时期，并逐渐发展出具有大赦、曲赦、特赦、减等等不同规格，并且赦宥的背景开始与朝廷礼制联系起来，如皇帝的即位与崩、上尊号、改元、立太子、册皇后、平*、日食、地震、巡狩、祀明堂等等。在这个阶段，赦宥发展成为一种赦宥制度。

汉代在赦书减免罪刑的内容还不如后代详细与宽厚，很多赦宥其法律宽免的内容仅有“大赦天下”四字，并未交待大赦的具体标准。

据邬文玲研究，汉代“如果只有‘大赦天下’或者‘赦天下’之文，则意味着是常赦。如果注明‘诸不应宥者，皆赦除之’，则相当于后代常赦所不原条。”同时，她还认为汉代“大赦天下是不包括殊死者的”。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在发布的大赦中，增加了赏赐推恩的内容。此时，汉代的赦宥制度正如马端临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