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明三朝为何会发生宦官专政?

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会有宦官当政的事情发生，但东汉、唐朝以及明朝都爆发了很典型的宦官之祸。那这次就拿这三个朝代为例，为大家讲讲不同朝代引起宦官当政背后的异同。实际上宦官在历史上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距离皇帝以及皇室成员最近，也一度成为皇帝掌权，控制百官的工具。给宦官放权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对皇权，以及天下百姓来说都有可能会是一个灾难。

凡稍通国史者，必会对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宦官之祸有所耳闻，十常侍、东厂、魏忠贤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反派的代名词。然而，若真探讨起宦官祸国殃民的具体方式，大多数人除了“把持朝政”、“陷害忠良”这些大而化之的词汇也很难说出别的。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之祸，公认以东汉、唐代、明代三朝为最。不过，虽然结果同样是害国害民，这三朝宦官各自的崛起之路和特征却不尽相同。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东汉、唐代、明代的宦官现象有分别的论述，甚为精辟，从赵瓯北之文出发，可以一窥这三朝宦官之祸的异同。

东汉：操纵内外中枢，与外戚交替专权

若论汉代之宦官，当将两汉结合起来考察。宦官在西汉被重用，要追溯到汉武帝时期。武帝真正掌权后，一改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而推行有为的国策，其中一项举措，就是起用东方朔等亲信侍从，将决策之权从丞相领衔的朝堂逐渐转移至皇帝身边的核心班子。这样，也就逐渐形成了朝中之朝——内朝，而丞相下属的外朝也慢慢沦为单一的政策执行机构。然而，内外朝总要有沟通连接的人员，这个职责最后就落到了给事皇帝左右、多由阉人充任的中常侍身上。身兼中枢要职，掌权在所难免，西汉中后期，就出了石显这样害死名臣萧望之等人的权宦。但总体而言，西汉的宦官并未造成太大的祸患。

然而到了东汉，局势有所改变。光武立国后，中常侍成为正式的、有品秩的官衔，且一律由阉人担任(宦官也正是从东汉开始专由阉人担任)。东汉的皇族简直像受了诅咒，从光武、明、章三帝之后，皇帝往往不得长寿，颇多幼弱之主。这样的后果有二，其一是皇帝的娘家、也就是外戚势大擅权，与朝廷的士大夫集团势同水火，甚至威胁皇帝本人;其二是士大夫、外戚、皇权等集团相互摩擦对抗，极易发生政变。也是这两点，共同促使宦官成为东汉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中的逻辑链条十分好理解。皇帝幼弱而外戚势大，外朝大臣必然对此不满，可要搬倒外戚，政治斗争的合法性必然从皇帝那里取得，为了绕开隔绝内外的外戚集团，大臣只得通过宦官在朝堂和皇帝之间内外沟通，宦官也就趁势崛起了，郑众便是其中典型。同样对外戚专权咬牙切齿的自然还有皇帝，而宦官由于接近皇权的方便，往往能通过几条王命将权臣骗入宫禁，从而轻松诱杀手握千军万马的跋扈外戚，诛杀梁冀、同日封侯的单超等“五侯”就是代表。

士大夫、外戚、宦官三集团对抗的巅峰、也是终点，就是桓、灵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桓帝末年，清流士大夫通过月旦人物、联合京内太学生势力，兴起了不可忽视的物议之浪，矛头直指宦官，李膺等人甚至开始诛杀宦官的党羽。随后，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桓帝果断出手，剥夺了李膺等清流领袖的政治权力终身，称为“党锢”。桓帝死而灵帝上台后不久，陈蕃代表的士人集团和窦武代表的外戚集团联手，倚仗舆论而使皇帝废**，之后又谋划诛杀宦官。不料事情败露，宦官抢先出手，一夜就扭转局势，重行**、大开杀戒，陈蕃、窦武等名流相继遇害。

直到黄巾之乱，朝廷为了延揽士人力量对抗黄巾军，才废除**。然而那时的朝中仍是十常侍的天下，妄图诛杀他们的外戚何进的结局，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最后解决宦官的，还是袁绍的兵变和军阀董卓的进京，然而和宦官一起被埋葬的，还有东汉王朝本身。

综合来看，东汉的宦官在政治上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与士大夫集团和外戚集团的交手中几乎出手必中，而前二者要对付宦官集团则难度倍增。不过，作为内朝这一皇权集中现象的伴生物，汉代的宦官还不能真正威胁皇权，也有司隶校尉这样专治自己的克星，因而只能靠充当皇帝的打手而揽权。因此，相比于政治上的危害，宦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对国家危害更重。一个宦官的崛起，意味着一个家族、一个集团的崛起。他们在地方上鱼肉乡里，豪奢无度，让百姓怨声载道;他们让政坛乌烟瘴气，把持吏治，让士大夫咬牙切齿。这既挖空了民众这一统治的根基，也让士大夫这样统治集团的组成者同皇权的离心力大大增强，最终造成了东汉的覆灭。

唐代：手握兵权、左右皇位

若说东汉的宦官是害民大于害君，那么唐代的宦官则恰好相反，受他们威胁最大的，正是皇帝。当然，这并不是说宦官想自己当皇帝，而是指唐代的宦官权力大到可以左右皇位，甚至掌握皇帝的性命，“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